塘，现在多用来表示水池，例如池塘、荷塘。其实，塘的本义为堤，例如河塘、塘坝。《说文解字篆韵谱》：“塘，堤也。” 《正字通》：“筑土垒壁，曰塘。” 因袭旧制，明清时期，各交通要道上分段驻防设卡，以保障官书往来与军情传递。根据兵员配置、值守等级，以及所在地域等情况，这些关守机构有不同的称谓。塘，即是其一。《清史稿》：“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驰驿者验邮符，泄匿稽留者论如法。” 清嘉庆《南溪县志》：“铺递，清制官文书之往来，各省腹地所设曰驿；军报所设曰站，边地曰塘，西北两路所设曰台；各省腹地厅州县所设曰铺。” 实际上，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早中期，各省腹地也多设塘。
《四川全图》中绘制与标示的“塘”，即清早期于四川各地官道上或主道上所设置的驻兵防卫与军报传递的机构。早在宋代，设铺为邮驿的制度即已广为施行。元代时，其制更加严密。《元史·兵志》：“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其所系至重，其立法盖可考焉。” 时各地要道，凡十里一铺。明代延续元制，于城乡要道置铺设塘。《南明史》：“塘汛之制，……十里立塘，以次验票稽察，无者以奸细论。” 清早期，强化了驿递的军事化管理，在旧时机构布设的基础上增设塘。因所设塘多与旧时的驿铺同在一处，故而图中各地“某某驿塘”或“某某铺塘”之名甚多。例如资阳县，就有南津驿塘、石桥铺塘、冻青铺塘、新添铺塘、老君铺塘、石梯铺塘、清泉铺塘、杨柳铺塘、拱辰铺塘等塘。
在人员配置与辖制管理上，塘与铺有所不同。塘，增设了塘兵，由绿营镇标派兵，即武职配备。递送军报任务之外，分防合守，御敌缉盗，加强了查验与巡逻等方面的军事行动。清乾隆《中江县志》：“康熙四年，中江县城改设驻防领哨，外委千总一员，隶潼绵营辖，额设马步战守兵十九名，分塘防守。” 此外，各塘还承担一些迎来送往的任务。清道光年间官员丁嘉葆在其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五里过清镇塘，五里过白杨塘即油榨关，凡过一塘，塘兵皆鸣砲迓送。”
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都称汛，驻扎之地称为汛地或营汛。塘，即汛之下设机构，故有塘汛或汛塘之统称。旧时还有“十里一塘、百里一汛”之说。《大清会典·营制》：“凡营制，相都邑之冲会，山川之险要，设戍置兵。” 清早期，四川各地要隘之区，皆设塘汛。《四川全图》中还标示出一些汛。例如绵州有魏城汛；富顺县有自流井汛；雷波卫有菁口汛；盐源县有白盐井汛，等等。现在一些含有“塘”或“塘汛”等字样的地名，即为历史上设塘或塘汛的遗留。例如，阆中的柏垭塘村、通江的洪山塘村、南部的铁佛塘镇、绵阳的塘汛镇、松潘的新塘关、巫山的塘坊垭与塘坊坪，等等。一些地名发生了变化。例如，宣汉的君塘镇，旧名老君洞，清初设塘，时名老君洞塘，后来又先后改名为老君塘与君塘；广安的观塘镇，旧名观音庙，清初设塘，时名观音塘，后改名为观塘。会理的大屯塘，则完全保留了旧时的名字。
一地之所设各塘，旧时也有用序列数称名的，即称之首塘、一塘、二塘、三塘，等等。这样一些地名至今还在一些地方保留着。例如重庆沙坪坝区的三塘院子与四塘村、璧山县的六塘镇、七塘镇与八塘镇，以及合川区的十塘场等地名，即因明清时期在巴县西北路重庆府至合州道上所设各塘而有。类似的，还有云阳县的头塘沟、叙永县的头塘村等地名。
塘，也即一小型的营兵驻扎地。房屋几间，另有哨楼或望楼、烟墩等，为塘的基本设施。路口竖旗杆一支，日则悬旌，夜则挂灯。关于塘房配置，旧志中有一些记载。清乾隆《南川县志书》：“每塘驻汛兵二名，塘房三间，牌棍房一间，哨楼一座，烟墩三座。” 清乾隆《资阳县志》：“每塘，房一座，烟墩三座，排架房一座，哨楼牌坊各一座。” 清同治《郫县志》：“郫县境内共设塘汛三处，每处塘房三间，牌架房一间，烟墩三座，哨楼一座，旗杆一根。” 《四川全图》中所绘，形象地表达出塘的一般配置。汛，则有更多的营房和人员配备。清代地理学家，曾任汉中知府的严如煜，在其所著的《三省边防备览》中，记载了清乾嘉时期重庆镇绥宁营与酉阳营汛地官兵配备情况：“绥宁营分防城汛兵九百六十五名，酉阳营分防城汛兵四百七十名，并安各塘兵四十五名，共兵一千四百八十名，隶副将管理，隶四川重庆镇总辖。” 人员或多或少，《四川全图》中标注有一些地方的协标官兵配备数量。例如，清溪县“泰宁协标两营，并所属黎雅、峨边、阜和各营，官共贰拾陆员，马步战守兵丁共贰千叁百名。”
塘的具体设置点位一般选择在道路的要口，这些地方往往也是人来人往较为频繁的地方，旧时的腰店、驿铺，或者村市也多设在此处。一些大场巨镇，更是设置塘汛的主要地方。从图中标示的很多塘名上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例如德阳县的孟家店塘、新都县的蓝家店塘、剑州的武连驿塘、璧山的来凤驿塘、顺庆府的龙门铺塘、巴州的柳林铺塘、成都府的天回镇塘、内江县的椑木镇塘、新津县的花园场塘、郫县的犀浦场塘，等等。清嘉庆《郫县志》：“犀浦场，在城东二十二里，属徐村一甲，场期二四七十，大市，有塘房铺递。”
十里一设，只是大致的距离安排。实际上，一些地方分布较为密集，两两间距离较短；一些地方分布松散，两两间距离较长。短的仅区区几里，长的则可达几十里，甚至百里以上。清乾隆《屏山县志·兵防》中记载有当地设塘的情况：“自县东至福延塘三十里，至书楼塘三十里，至黑坎塘三十里，每塘汛兵二名，交宜宾汛地。自县西至结发塘三十里，至改基塘三十里，至平夷塘三十里，每塘汛兵二名，交马边营汛地。……自平夷塘至蛮夷塘三十五里，汛兵四名，至黄葛塘三十五里，至沙湾汛二十里，至新溪塘二十里，至麻柳塘三十里，至流中塘二十里，至沙沱塘二十里，至菜坝塘二十里，至西宁汛二十里，每塘汛兵二名；自蛮夷塘至青杆塘三十里，汛兵二名；至中都塘二十里，塘卡兵四名；至观音塘二十里交陇胜汛地，沐川守卡兵六名。自蛮夷塘至乾溪塘三十里，至邓溪塘四十里，塘兵各二名，安阜营汛地。” 相对来讲，要道或战事紧张之区域，设塘较多。例如，图中可以看到，川东的巴县与合州、川东北的达州、川北的广元县与昭化县、边地清溪县、冕宁县、松潘镇与南坪营等地，都是设塘较多的地方。
一些府州县设有底塘，底，即底止的意思。底塘，一般设于城关或近城处，即塘报终到处。底塘设置数量，通常取决于城市规模与道路通达情况。大多数州县设置有一处底塘或不设底塘。成都府城市规模较大，附郭成都县与华阳县，城西北两面各设有成都县属底塘，城东南两面各设有华阳县属底塘。各府州县地图中均标有四至及里程，例如，成都府图中，城北经欢喜庵塘、天回镇塘“二塘共三十里交新都县界”；城东经沙河铺塘、红门铺塘、大面铺塘“三塘共三十五里交简州界”；城南经迎江场塘、中兴场塘、菩萨岩塘、新场塘、黄龙溪塘、苦竹庵塘“水塘六处共八十里交彭山县界”；城西至土桥塘“十五里交郫县界”。水塘，即水道上安设的塘。例如，彭山县有江口水塘；顺庆府有李渡水塘；泸州有龙溪口水塘；永川县有松溉水塘；南溪县有广福门水塘、石笋镇水塘，等等。相对于水塘，陆地上的塘，则称之为旱塘。旱塘又分为步塘与马塘。
《四川全图》绘制于清乾隆初年，其依据应来自前面康雍时期的有关资料。塘汛之名称、设置道路与地点，以及数量等，应是据实而有。相关记载可以给出证明。例如，前述巴县西北路重庆府至合州道上的各塘，图中所绘依次有佛图关塘、白岩塘、金刚坡塘、高滩桥塘、青木关塘、温塘驿塘、杨家场塘、青石镇塘、凉风丫塘。清乾隆《巴县志·塘汛》中记载：巴县“西北路旱塘，三圣殿、十里佛图关、三十里白岩镇、二十五里金刚坡、十五里高滩桥、二十里青木关、二十五里温汤驿、二十五里杨家场、二十五里青石镇、十里风垭塘交合州界，俱右营，每塘兵二名。” 对照旧志记载，可以看到，图中所绘的大多数塘，其名称、位置与文献记载相符。清乾隆年间及以后，四川各地设塘在数量上有增有减。例如，至清乾隆中期时，涪州境内的塘已由乾隆初时的几处增至20处；资阳境内的塘也由乾隆初的9处增至14处。旧志中记载了一些增减情况。清同治《富顺县志》：“乾隆十八年，邑令袁锡夔详请邑东牛佛渡、邑南长滩坝、又县城东门外设立水塘三处。”
塘，也是粮食与补给物资存放与转运之地。安设塘汛的各地道路，自然以官道为主。可以说，设有塘汛，特别是密集设有塘汛的道路，即当时的战略要道。例如，陕西通达四川之一段的广元县经昭化、剑阁、梓潼、江油、绵阳、罗江、德阳、广汉、新都等县至成都府的官道，即为重要的战略要道。图中标示出，广元县北朝天关至成都县北底塘这段道路上，共设有64塘。通藏边地各道，亦是设塘众多。水陆冲要，绘制详细，故《四川全图》被认为是清乾隆初用兵金川之时所绘。清康雍乾各朝，在元明时期所建驿路的基础上，以安设塘汛的方式，巩固边防。例如，冕宁、懋功（今小金）等地，广设塘汛。清乾隆《冕宁县志》：“靖远营塘房壹拾贰处，冕山营塘房壹拾叁处，嘉顺汛塘房壹拾陆处，怀远营塘房壹拾贰处，泸宁营塘房壹拾陆处，以上塘房共计陆拾玖处。” 从四川进藏，沿途均以塘汛相互支援与接应。清嘉庆《四川通志》：“直通西藏一路，广袤数千里，俱安设塘汛，要隘处设重兵镇守。” 清·姚莹《康輶纪行》中记载：“自康熙五十八年安设塘站，以炉为始，而里塘、巴塘、乍雅、昌都、洛隆宗、说板多、拉里，以抵前藏，官兵塘汛地，计八十七站。”
清代早期四川各地安设塘汛诸事，旧时文献中有关记载不多，清乾隆年间绘制的《四川全图》恰好给予了补充。《四川全图》不仅精细地描绘了四川各地之山川地貌，还标记有大量的地名。可以说，该图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地理信息，对于研究地名的语言风格及其演变史，以及了解旧时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景观、区划与沿革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史料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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