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中的所谓俗名，即方俗称名或时俗称名。俗名，源自生活场景，大多的言简意赅，或浅显易懂，为当地百姓惯常使用。关于乡场名的俗称，旧时方志中，有较多的记载。例如，民国《渠县志》：“板桥场，俗称打鼓岭。”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吉安场，俗名草街子。隆兴场，一名接龙场，俗呼女儿碑，以场头有明烈女吕氏碑名之。”
不难看出，俗名有别于正名或雅名而言。俗名，多为旧名，即当地旧时或早期的称名。清光绪《重修彭县志》：“新兴场，旧名海窝子，在西乡梯云鹿坪二里界，距县西北四十里。白鹿场，旧名河坝场，在西乡梯云里，距县北七十里。丽春场，旧名花街子，在西乡禾川里，距县西十五里。” 相沿成俗，口口相传，根植于乡土的俗名让人铭记不忘，一些俗名甚至会取代正名或雅名。上面提到的“海窝子”地名，就是一个当地一直还在使用的旧名。类似的情况很多，如江安县的“滥坝”、新都区的“斑竹园”等，都是当地至今还在使用的旧名或俗名。清嘉庆《直隶泸州志》：“滥坝场，又名古兴场。” 民国《新繁县志》：“忠义场，俗名斑竹园，与成都界，一场两属。” 实际上，很多地方，新旧地名，即正名与俗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用。
▲ 清乾隆《盐亭县志》内页
俗名，本就是适俗随时而生，俗也就必然。各类俗名，或描述自然现象，或表达地理形态，或反映人文历史，或附会神话传说，殊言别语，多形象贴切。例如，清早期三台县所属的部分乡场之名——槐树塆、田边场、一碗水、忠孝庵、老马梁、盛水垭、新庙子、千总坟等。再如，清早期金堂县所属的部分场镇之名——猫儿头、三皇庙、龙王庙、捲蓬寺、五凤溪、三汊河、土桥沟等。这些地名，用语直朴，指向明确。乡场俗名，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例如，清乾隆《威远县志》：“玉镇场，即牛皮场。镇西场，俗名五里壕。万年场，俗名瓦子垇。” 清道光《蓬溪县志》：“太和场，又名野猫溪。兴隆场，又名寒婆岭。” 清同治《新宁县志》：“广福场，旧名铧头场。” 清光绪《江油县志》：“龙泉场，一名茧市坝。” 民国《大足县志》：“青龙场，一名青油铺。三驱镇，一名窟窿河。” 民国《新都县志》：“桂林场，一名泥𣲩沱。” 民国《渠县志》：“丰乐，土著旧称张爷庙。”
俗名，必有其来历。民国《蓬溪近志》对当地荷叶溪场有这样的记载：“东乡莲米溪，本名荷叶溪，光绪十九年更今名。民国分设潼南，将邻场米心溪划去，场遂为边境冲要。绅民等以荷叶溪横贯场中，呈准县署仍旧称荷叶溪，以符名实。” 剑阁县旧时有下寺场（今下寺镇），清人李榕《下寺场陕西馆记》中记载：“下寺场在清水西，水东有上中下三寺，相距五里，场与下寺相当，以此得名。”
俗名或旧名之由来，记载着一段人聚场兴的历史，有的还记载着一些遗闻轶事。例如，乐至县的薛苞镇（今劳动镇），清乾隆《乐至县志》：“薛苞镇，治西四十里，相传唐孝子薛苞居此，石柱间向存有名，盖镇以人名也。” 什邡县旧时的杜临场（今废），清嘉庆《什邡县志》：“杜临场，治北三十里，昔传少陵杜公经此得名。往迹无可考。今访之，惟一残碑，有子美及不相联属数字。按，上元元年高适牧彭州，二年房琯为汉州刺史，杜甫至成都常与二公往来，曾有宿寺诗篇，或游临于此，而后人慕之，因以名场。相传至今不改。” 渠县的李渡场（今李渡镇），民国《渠县志》：“李渡，初名太白渡，建自明代，因唐李白曾游此地得名。”
▲ 清道光《大竹县志》内页
旧时乡人多聚族而居，以大姓命名的场镇因此很多。这些冠以姓氏的场镇名，也是早期移民迁徙、聚居与繁衍的历史记录。民国《南溪县志》：“宋家场，明代居民多宋姓，旧名宋家山。” 民国《郫县志》：“回龙场，旧名毛家桥，因清初招垦占籍毛姓居多故名。” 旧时几乎每个县市都有着数量不等的带有姓氏的地名。例如，大邑县有唐家场、董家场、蔡家场、韩家场等；内江县有田家场、郭家场、张家场、凌家场、杨家场、龚家场、贾家场等。清嘉庆《金堂县志》：“三江镇，俗名赵家渡。青龙场，俗名康家渡。兴隆场，俗名姚家渡。” 民国《双流县志》：“黄甲场，俗名王家场。升平场，俗名邹家场。通江场，俗名马家寺。” 民国《新繁县志》：“高宁场，俗呼王家船。”
很多乡场，由早期的腰店发展而来，地名中自然少不了“店”字。清道光《新都县志》：“复兴场，俗名新店子。” 民国《金堂县志》：“清江镇，俗名饽饽店。日新场，俗名红瓦店。云绣场，俗名牛市店。石龙场，俗名石灰店。” 旧时的中江县这类地名特别多。例如，永泰场，俗名垭口店；富兴场，俗名高店子；太平场，俗名瓦店子；太和场，俗名茶店子；万福场，俗名唐店垭，等等。
▲ 旧时中江县部分乡场名
乡场名，也在不断变化中。清光绪《射洪县志》：“文聚场，县南三十里，旧名高房嘴，同治年更今名。” 清光绪《蓬州志》：“州口在城东，溯行五里渡嘉陵而达，在龙角山之隈……与州夹水而当通衢，故曰州口；舟所泊，故曰舟口；市易所集，故曰舟镇；……镇今有濂溪祠，曰周子镇者，存芳躅也。” 民国《温江县志》“永安场，在治南二十里南维新乡，濒金马港，原名太平场，亦名柳江场，又名复兴场，即刘家濠。”
地名的变更，原因很多。朝迁市变，古来如此。然而，新名换旧名，大概不能是简单地一改了之。清乾隆《大邑县志》：“河山如故，而称谓各殊，时使然也，兹与去旧名易新名者，必取广兴记合通志而更正之，不敢湮没前徽也。” 旧名或俗名中，往往包含着丰富的信息，涉及地理、历史、宗教、建筑、语言等多个方面。一地之风土人情，也或多或少包含在其中。因此，改名换名，大有讲究。
清早期，战乱停息，百废咸举，四川各地乡场渐兴渐起，新场取名或旧场改名一时热闹，场镇新名突显着安生乐业、隆兴繁荣之意。如芦山县的何家坝场改名为太平场；新津县的猫子场改名为永兴场；华阳县的傅家坝场改名为永安场，等等。改名中，最常见也是简单易行的，就是直接去掉原名中表示地理特征或其他共性特征的通名。例如，金堂县老场五凤溪场改名为五凤场；土桥沟场改名为土桥场。旧场新启或扩建迁建中，改用“新场”之名取代老场名的，就更是多如牛毛了。清光绪《蓬溪县志》：“新场，道光初更今名。” 清《新津县乡土志》：“新场，原名兴义场，出北门二十五里。” 旧时的四川，几乎每个县都有取名为“新场”的乡场。直至今日，仍有不少地方保留有以“新场”为名的乡场。
清中期及至民国时期，仍有很多地方的乡场先后改名换名。显然，被改换的较多的就是那些所谓的俗名。俗名雅化，成为一些地方官员的案头工作。清乾隆年间两任富顺知县并编修《富顺县志》的熊葵向，为此颇费心力。在任期间，他先后对富顺的一些场镇名进行了变更。清乾隆《富顺县志》：“义和镇，治南百二十里，俗呼长滩坝，熊令改名。由福镇，治北九十里，俗呼牛佛渡，熊令更名。安福场，治上南六十里，近大江，旧名石灰溪，乾隆丁丑年熊令更今名。起凤场，治下南六十里，旧名乱石滩，熊令更名。丰乐场，治下南九十里，俗呼毛家桥，熊令更名。安宁场，治上西九十里，旧名毛头铺，熊令更名。” 改名不少，但有意思的是，清乾隆年间富顺县乡场的这些改名，并未实施长久，一段时间后，各场又先后恢复了旧名。
▲ 民国《富顺县志》内页
旧时的富顺，为川南大县，古来场镇众多，至清晚时其总数超过70个，其中很多场镇有百年甚至几百年以上的历史。老场镇，自然其名多是所谓的俗名。例如，高石坎、狮子滩、黑石场、牛佛渡、杜快铺、琵琶场、大坳场、天洋坪、大头城、长滩坝、黄葛滩、横田溪、兜子山、桥边场、石灰溪、仰天铺、沿滩场、毛头铺、流水沟、板桥铺、仙滩、自流井、古佛坎、瓦宅铺、三多砦，等等。这些场镇俗名，记载着与传递出一方风土，从中亦可窥见富顺各乡场移易迁变的历史。
上面提到的牛佛渡，为沱江中下游的著名渡口，元末明初时因渡口邻近牛佛寺而得名。民国《富顺县志》：“牛佛渡，在沱江左，属上东，距县七十里，水陆交通最为繁镇。” 几百年里，远近民众非常熟悉并一直使用着这个俗名。很明显，“牛佛”突然改名为“由福”，确实难以让人适应和接受。
将牛佛改名为“由福”，属于俗名谐音雅化的例子。这种情况旧时多见。例如，开江的浆池坝场和八庙场，后来分别改名为讲治场和拔妙场；南江的甑子坝场，后来改名为正直场；涪陵的铜锣场，后来改名为同乐场；邛崃的倒座庙场，后来改名为道佐场。
旧时，识字知书人少，当地官员或士绅成为俗名雅化的推动者。当然，也只有他们具有这样的权威。旧志中记载了一些有关事件。清道光《新宁县志》：“甘棠铺，治南四十里，旧名添子店，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事，四川总督勒保督师过此易今名。” 清光绪《永川县志》：“太平镇，即古牛尾镇，乾隆四十七年郡守宋始更今名。”
▲ 民国《金堂县续志》内页
前面谈到，旧时因聚族而居产生了很多带有姓氏的场镇俗名，某姓为大，其意明显。场镇发展中和各姓住户增多的情况下，这样的地名或不再合适。况且一些地方也确实因取名之事引发过宗族间的矛盾。清中期及至以后很长的时期里，不少地方采用改名来调和关系与解决问题。
仁寿，旧时亦为川中大县，乡场数量众多，清中期时仅“某家场”的地名就有十多个。例如高家场、方家场、向家场、张家场、傅家场、何家场、赵家场、余家场、曹家场、汪家场、査家场等。清道光年间任仁寿知县并主持纂修《仁寿县新志》的马百龄，非常重视这些地名的变更。在他的倡导和斟酌下，傅家场改名为富加场，何家场改名为禾加场。后来，其他一些场名也类似地先后进行了更改。例如，张家场改名为彰加场；曹家场改名为曹加场；汪家场改名为汪洋场。受到启发，其他一些县地后来也采用了同样的改名方式。例如，荣县的成佳场，旧名程家场，改名为成佳场；其他如章佳、望佳、蔡佳、杨佳、古佳、东佳、礼佳、度佳、留佳、于佳等场的取名，也是如法炮制。蒲江县的成佳场，清初名为陈家坟，清晚改名为陈家营，后来俗名雅化为成佳场。另有一些地方，则直接在改名中去掉原名中的“家”字。例如，大邑县的唐家场、董家场、蔡家场、韩家场，分别改名为唐场、董场、蔡场、韩场；宜宾县的邱家场、王家场、高家场、李家场、马家场、宗家场，分别改名为邱场、王场、高场、李场、马场、宗场。
乡场名之俗与雅，并非对立，更无好坏优劣之分。俗名与雅名，都有着其特定的产生背景。然而，正是留存下来的那些乡场俗名，让后人得以在探讨其语言特点及其文化内涵时，能够更多地了解当地的兴废沿革之历史。由此看来，俗名的保留、更改或雅化，其中必大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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