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寨洋小学任教的钟海开老师回忆说，罗灵焕老师和他均于1952年，经乡政府安排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此时人民政府才正式接管蕉岭县中小学校的教育事业。当时每月工资22元。
几年后，灵焕老师毅然辞去教书工作，选择当农民重操旧业，由陈国祥老师接过他的教鞭，开始了为山区孩子传道授业的征程。国祥老师是莲塘区窝里队人，他中等身材，介于文质彬彬与文弱书生之间，属于瘦肉型的体质。印象中陈老师温柔随和，没有脾气更不会轻易动怒。他不但对我很宽待，对全体同学也都很仁慈，感觉从来没有体罚过学生，甚至没有发火生气的时候，也许他知道生气是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的道理，也许是因为艰苦的环境把他的脾气都消磨殆尽了。总之，他是少有的老好人，即便从严师出高徒的角度去衡量，也未必一定要能发火、会发火的才算是严师。
背井离乡到山沟里教书，陈老师用他单薄的脊梁支撑起一间学校，虽然一天到晚忙得焦头烂额，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是一剂心灵鸡汤；白天书声悦耳，校园中生龙活虎的景象让人陶醉；每当夜幕降临后，祠堂屋中回归寂寞，寒夜里的孤灯下平添几分凄苦。国祥老师撇下自己的孩子，把更多的爱奉献给山区的少年，他逆行在蜿蜒的山路上，行囊里装满了山区孩子的未来。
记忆中我们从来没上过体育和音乐课，脑海中根本没有体育和音乐的概念，除了语文算术还是语文算术。虽然都渴望有体育和音乐课的调节，但可以想象，四个年级挤在一个教室，要么全班上音乐、全校同唱一首歌，要么全校上体育、小毛孩和大朋友混在一起跳绳踢毽子。一位老师身兼四个年级，教学八门功课，已经够伟大的了，要求面面俱到也不现实。即使是擅长音乐、喜欢唱歌的我老妈，在她代课期间也没有上过音乐课。
但我会哼唱若干首歌，诸如《歌唱二郎山》、《黄河大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解放区的天》等等，是当年“扫盲运动”中跟着老妈学来的。老妈是“扫盲”教员，她为家乡的扫盲工作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扫盲课按排在晚上进行，当年叫做办“夜校”，“扫盲”对象是成年人，大都是叔叔阿姨级别的文盲。“夜校”中的学习任务除了教学扫盲课本中的内容外，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嘹亮的歌声，或教学新歌或温习老歌，以活跃气氛增强吸引力为目的。只要天气好老妈的心情又好，就会允许我跟着去凑热闹。
在国祥老师执掌教鞭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从磜背步行至晋元中学看电影的经历。当年只有九虚岁的我伙同堂兄、厚着脸皮尾随去看电影的经历一直烙在脑海中。也许早有计划，那天下午，国祥老师带领几位高年级的女生去看电影，当然是公开的秘密。读高年级的女生都是青春荡漾的大姑娘了，巴不得有什么活动才有机会穿上新衣去嘚瑟一回，看电影对于她们来说简直比“生日逢过年”还要来得高兴，加上从磜背步行至晋中，她们的体力绝对没问题。对于大多数男生而言本来就不太“得宠”，外加晚上要在老师家里住一宿，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所以男生一个都不让去也是情理之中。但我却不管那么多，不动声色地与堂兄如此这般的密谋了一番，便一拍即合。
当天下午放学后，他（她）们一切按计划进行，吃饭冲凉后打点行装，一行数人随之出发。我与堂兄回家后，各自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换好新衣，早就候在半道上了。国祥老师见我们如此执着，被我们的精神所感动，于是破例接纳了两位小男孩。春凤、春玲、满秀、宜招、伟哥和我，六位学生在老师的引领下，一行七人在夕阳的余晖中、消失在曲折蜿蜒的山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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