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民间通常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也就是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当但是历史学者常常把古希腊文明的前身，以克里特为代表的爱琴海文明算入其中。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有五大文明中心：黄河流域文明（中国），印度河流域文明（古印度），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古巴比伦），尼罗河流域文明（古埃及），爱琴海文明（克里特）。
可以说世界古文明主要是在“旧大陆”发生的，而1492年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虽然也存在着古老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但由于并未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不计入其中。
玛雅金字塔
世界五大文明发生时间先后，目前世界史学界普遍认同的说法是：
古巴比伦，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孕育了阿拉伯文明；
古埃及，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孕育了非洲文明；
古印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之间，孕育了南亚文明；
爱琴海文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100年之间，孕育了欧洲文明；
中国，公元前2000年——至今，孕育了东亚文明。
人类古文明的意义不在于时间的先后，而在于它们是后来诸多文明的发源地，对其所在区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类历史上的这五大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爱琴海文明早已消失或中断，只有中国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
世界五大文明所在区域
古印度文明由于外族入侵，多次出现断层，先是雅利安人入侵，之后又被波斯、亚历山大、阿拉伯入侵，现在印度存在的种族等级制度就是侵略者为了统治印度土著的制度工具。另外因为印度是不重视历史的国度，也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所以导致印度根本没有研究历史的史料，还需要通过中国的一些史料记载，来考证本国历史，这也是挺新鲜的。
比如说，近乎统一印度的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还是在印度殖民地时期的英国工程师亚历山大·康宁汉姆通过了解中国唐代纪实文献《大唐西域记》后，才确定了孔雀王朝的遗迹，以及阿育王这个历史人物。
还有今天印度国旗中间的圆形标志，也是根据玄奘在书中的记载，在佛教遗址鹿野苑挖掘出了著名的阿育王石柱，这个圆形标志正是石柱底座下面的图案。
阿育王石柱，阿育王石柱
世界史学家认为古埃及文明形成于6000年前左右，于5100年前（前3100年）左右时美尼斯统一埃及，建立第一王朝，终止于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埃及托勒密王朝。巨大的金字塔、神秘的木乃伊、生动的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可以用一个“迷”字来形容，并且对后世的古希腊、古罗马、犹太等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自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在征服古埃及之后，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埃及进入“希腊化”时代。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埃及后，埃及古文献大部分被毁，拉丁语的推行挤压了古埃及语最后的存在空间。公元529年，查士丁尼皇帝关闭了所有多神教与世俗文化中心，古埃及文化更加式微。644年埃及被阿拉伯势力征服，居民改用阿拉伯语言，改信伊斯兰教，古文献再次遭到毁坏，几乎是荡然无存。
语言、文献、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的消失，可以说古埃及文明已经彻底中断，如果不是拿破仑1798年远征埃及时，发现罗塞塔石碑，1822年法国学者商波良成功解读象形文字，可能直到我们今天都不清楚地球上曾经出现过如此辉煌的文明。在今天，古埃及文明也仅仅只是作为历史的存在为人所知，与现今存在的文明没有任何实际联系。
古埃及·狮身人面像，胡夫金字塔
说起古巴比伦文明，可能大家都会想到初中历史书里的内容，世界上古代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以及楔形文字，当然可能还会有人想起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其实今天我们常讲的十二星座也是古巴比伦人最早观测、确立的。
因为两河流域的土地资源有限，无法承载迅速增加的人口，以及历代君主的穷兵黩武、巴比伦人对性观念的极其开放，最终导致了古巴比伦文明的毁灭。
我个人认为古巴比伦文明的毁灭几乎是从开始就决定了的，首先两河流域的土地资源根本无法支撑国力日益昌盛后的人口暴涨，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讲，就是缺乏战略纵深，仅仅是阿拉伯半岛，不足以支撑自身的后续发展，可以说古巴比伦文明是唯一毁于自身内部的文明。
汉谟拉比法典
虽然爱琴海文明是以克里特为代表，但是克里特仅仅在爱琴海文明的早期起到一个源头、奠基的作用，之后的希腊文明才是主流，有人说今天的西方文明的源头就是古希腊文明，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古希腊文明确实是中断了。
我个人认为古希腊城邦时代的终结，以及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崛起，甚至是古罗马帝国的崛起初期，并不代表着古希腊文明的中断，因为中间存在着古希腊对侵略者文化上的渗透，虽然西罗马帝国很快被外族覆灭，但是古希腊文明却在地中海东部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保持着繁荣，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武力征服拜占庭帝国之后，可以说古希腊文明从此中断。
后来西方发起“文艺复兴”运动，古希腊文化的光彩才再次展现在西方人眼前。“文艺复兴”正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没有“中断”，何来“复兴”一说？
（关于“古希腊文明是否中断过？”的这一个问题，目前史学界尚有争议，但是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不再深入阐述，之后会有新的文章专门加以解构。）
古希腊·伊瑞克提翁神庙
我在前面简单地讲述了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四大文明的中断、消失，现在着重分析一下中国文明为什么是“未曾中断”的？
史学界之所以认为中国文明是“未曾中断（消失）”的，是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点，外族入侵未导致传统语言文字的根本改变或消失；
第二点，以传统语言文字书写的古典文献保存至今；
第三点，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得以延续至今。
在这三点条件当中，可以说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举措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中国两千年以来始终保持大一统的内在原动力。
以至于今天全国各地方言不下千余种，但是我们都可以通过统一的文字获取信息，这其实是很伟大的。以至于让西方人倾羡不已，面积不大的欧洲之所以不能统一，或许是因为民族国家？宗教信仰？但是我觉得欧洲各国连文字都不一致，政治层面上的统一更是痴心妄想？
《泰山石刻》临摹
那中国文明为什么“未曾中断”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个人认为中国文明未曾中断有以下四个原因：
我们看一下中国周边的地理大环境，西南方向是帕米尔高原、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这些高山大川很好的地将中国通往西南方向的通道阻隔。历史上直到汉朝张骞才寻找到一条向西的道路，但是与西方的交往非常有限，直到唐、宋两朝，丝绸之路才兴盛起来。
中国北边是西伯利亚平原，高寒的气候环境也限制了向北探索的步伐，也没有前往征服、探索的欲望。
东边是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也许有中国先人曾经去探索过，但是一去不复返，自然没有后人选择一而再，再而三的无用尝试。
在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下，就形成了“以不变应万变”的相对保守的文化特性，“以夏变夷”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形成。所以无论是外族入侵，和平交往，始终强调以我为主体，对你加以改造，这就保证了文明的韧性。
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五大文明都诞生在大河流域，由于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就导致了中国周边不可能诞生其他文明中心，这就保证了中国文明在封闭的环境当中，即使经常遭受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侵略，但是始终在文明上保持着优越性。
中国地形图
举个例子，爱琴海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都分布于地中海周边，而地中海夹在欧亚非大陆中间，风平浪静，并且东地中海的爱琴海分布着上千座小岛，这就使得航海人始终能够看见地平线，大大降低了航海危机感和恐惧感，这就导致了环地中海的人在五六千年前就可以横渡地中海进行交流。
所以自古以来，这三大文明之间经常会发生融合与冲突，例如古埃及最早被亚历山大所征服，希腊语成为其官方语言；公元前1世纪埃及又被罗马所征服，拉丁语成为其官方语言；公元644年，埃及再次被阿拉伯势力征服，居民改用阿拉伯语言，改信伊斯兰教。经过这三次外族入侵，古埃及几乎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
因此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就为早期人类文明的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众多大山大川的自然环境将中国文明区域所隔离，这就避免了疾病、瘟疫等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东地中海三大古代文明形势图
中国人遇到危险或者冤屈时，为表达自己的无奈，总是呼喊“天啊”、“老天爷”，这实际上表现了中国人的“天道信仰”。对于古代人来说，“天”高高在上，掌控着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秩序，也就是说天地万物共有一个主宰，因此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并不排外的世界观，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
并且中国文明作为“一个俯视大地的民族”，实用主义深入骨髓，就导致了中国文明始终处于原始宗教信仰的阶段，只崇拜“天”与“祖先”，而未产生制度化的教会组织，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这就使得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民族，没有在宗教信仰的熏陶下所产生的“异教徒”，使得其他族群融入中华文明成为可能。
自周朝建立开创“分封制”、“五服制”开始，中国文明一直通过以文教化的方法向外扩张，而不是通过征服和压迫。
“五服制”
“五服制”就是以王畿为中心，按相等远近作正方形或圆形边界，依次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区域，并逐层管理，兼举文教武卫，对于外围的其他族群采取“以夏变夷”的柔和手段进行同化。
因此中国文明在外族入侵之后，很容易使入侵者融入其中而被“汉化”，这就使得中国并没有出现过文化断层。
由此可见，中国文明之所以延续不断，关键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断累积而非相互取代的过程，在变中保持不变，才能够始终保持主体文化的稳定。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汉两朝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中的关键节点。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国自治并存，这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形态非常地相似。但是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渐取代了井田制，并通过各国的变法所确立下来。整个社会都处于旧制度、旧统治秩序不断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陆续确立的动荡期。
战国时期铁器
正如荀子在《富国》篇里所讲的：“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各诸侯国之间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几乎是没有区别的，这就导致了各国人民百姓喜好（土地）和厌恶的东西是相同的，因此各国之间无法通过不同利益交换而达成契约，因此面对有限的社会资源，必然会发生纷争。
荀子又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这句话很好地预测出了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必然会因为同质性竞争，而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当中。
因此周朝末年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兼并、侵伐是必然的，结果就是秦一统六国，中国最终走向统一集权的封建社会。
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版图
纵观世界历史，罗马帝国作为统一的大帝国，同样属于农耕文明；而古希腊作为城邦民主制的起源，属于重视商业的海洋文明。由此可见建立统一集权的帝国是解决农耕文明因同质性竞争而陷入恶性循环困境的最佳手段。而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在谋求这一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就保证了政治体制上的稳定性。
统一集权的政治制度仅仅在上层建筑上解决了农耕文明“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的困境，而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却解决了农耕文明当中个体之间的矛盾。
我认为秦朝一统六国之后，就被很快推翻的根本原因是：未曾解决农耕文明当中个体之间的矛盾。而直到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中国文明才真正成型。
倡导“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通过“礼”来规范社会成员，抑制个人欲求，使之恪守“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秩序，并根据每个人所发挥的社会职能，或所承担的社会义务而划分等级，根据等级的高下享受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资源，最后达成“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的局面，并且使得每个人都认可、尊重儒家这一套理论体系，这就完美地解决了农耕文明当中个体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封建体制下人际关系的稳定。
这也是儒家思想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的主要原因。
我在上文中说道，统一集权的政治制度与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分别从上层建筑以及个人关系上解决了农耕文明因同质性竞争而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困境问题，“解决”这个词用的其实并不恰当，用“缓解”或许更为准确。
因为如果统一集权的政治制度与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真正地从根本上解决了农耕文明的发展困境，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王朝更替的现象。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主要离不开两个因素：人口与粮食。
农耕文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口的暴涨，从而只好开垦更多的土地，人口是暴涨的，土地却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农耕文明的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生活资源的紧缺。
解决这个困境的直接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使农业生产不断地精细化，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另外一种就是通过战争等方式减少人口。
因此，中国古代人口始终保持在“千万级”，偶尔人口迅速增长后，紧接着就会快速地减少，“盛极则衰”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头上的魔咒，直到清朝顺治年间开始，中国人口才正式进入“万万级”时代，原因也是由于土豆、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传入，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粮食产量所导致的。
而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最为先进、最为精致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自秦汉时期就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巨大的人口基数在某种程度上也保证了文明的稳定。
历史上中国多次被外族入侵，外族统治者并不是没有想过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制度，而是很快会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汉族人数量太多。用自己以往的制度，根本无法进行长期稳定的统治，所以就得“主动被汉化”，借此来保证统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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