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40年代抗生素问世以来，人类感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病死率显著下降。然而随着抗生素在医疗、农牧业以及水产养殖业的广泛使用，细菌耐药问题日趋严重，目前已经成为重要的医学和社会问题[1,2,3]。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细菌耐药危机，近年来多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均采取了积极的行动。2013年美国和英国分别发布了本国的抗生素耐药威胁报告和抗生素耐药防控策略，2014年WHO发布了首份全球抗生素耐药监测报告，并于次年组织开展了首个"提高抗生素认识周"活动，2015年美国发布了抗击耐药细菌国家行动计划[4,5,6]。此外，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大健康(One health)理念[7]已得到了许多国家和机构的拥护和支持。由于细菌耐药问题涉及多个领域，且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重视耐药致病菌的研究和防控，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交流与合作。
目前，国内医疗领域细菌耐药监测系统已形成一定规模，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细菌耐药监测数据可为临床抗菌药物使用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系统已于2008年建立并开始实施年度监测计划。不过，环境中微生物的监测尚未涉及细菌耐药性的系统监测。
2005—2014年，我国医疗领域细菌耐药情况普遍高于国际水平，不同细菌的耐药性变迁趋势有所差异[8,9]。根据中国细菌耐药性监测网(CHINET)的监测结果，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近年来呈持续下降趋势；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检出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0.4%和4.2%，低于美国(二者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3.6%，73.7%)等发达国家[10]。革兰阴性耐药菌的临床分离率呈上升趋势，其中主要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中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菌株的检出率维持在50%～55%；肺炎克雷伯杆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从2.9%上升至10.5%；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从32.9%上升至65.8%；铜绿假单胞菌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呈下降趋势[8]。
抗生素的过度使用是造成耐药致病菌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2013年我国动物养殖中的抗生素使用量超过5.6万吨(其中2/3以上用作饲料添加剂)，预测未来20年还将继续增加99%[11]；医疗领域尚存在诸多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现象；除此之外，耐药致病菌在医疗机构内部以及环境中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耐药的发展[12]。
耐药致病菌给养殖业、国民健康和经济造成严重危害。耐药致病菌的流行性感染可导致大量禽畜死亡，给养殖业带来巨大损失。新型抗菌药物的研发缓慢与临床细菌耐药性的快速上升形成鲜明对比，部分耐药致病菌感染使得临床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从而增加患者病死率，延长住院时间，增加经济负担。预计到2050年全球将有1 000万人死于细菌耐药，高于肿瘤导致的死亡人数(820万)，位居各类疾病死因的第一位，细菌耐药导致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将达100万亿美元[13]。
十多年来，我国医疗领域相继通过颁布文件、指南，开展专项活动等方式防控耐药致病菌的发展，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使用率有所下降，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现象有所改善[14,15,16,17,18,19,20]。2014年，全国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降至41.3%，较2010年降低21个百分点；门诊处方使用抗菌药物比例降至10.1%，较2010年降低6个百分点[21]。
农业部通过出台各类规范、政策，以提高兽用抗菌药科学规范使用，同时开展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方面的专项研究，已初步建立了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数据库，为耐药性风险评估与控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培养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研究的人才队伍，提升了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此外，国内部分大型城市的环境监测部门，已开始着手进行环境抗生素污染的能力建设。
1．我国细菌耐药监测范围欠广，水平参差不齐，数据价值未完全体现。目前在医疗领域基层和社区分离细菌的耐药性监测尚不完善，许多中小型医院还未建立信息化监控系统。在农业领域，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与发达国家相比，监测覆盖面窄，数据代表性较差，未能达到耐药性监测目的。此外，目前尚无专门针对环境中细菌耐药性的监管机构。另一方面，各个监测网之间也缺少数据的交流共享，无法挖掘数据背后深层次的内在关系，数据的统计分析也相对滞后，难以实时地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
2．我国抗生素使用和环境排放的监管防治仍需完善。目前我国医疗领域抗生素使用量大，而且存在无适应证用药、药物选择错误、不适宜联合用药、疗程过长等不合理使用现象。农业领域抗生素的滥用情况同样非常严峻，一直是我国畜牧业抗生素的使用监管的巨大挑战。此外，针对环境抗生素污染的防治，尚无专门的监管机构和相关法规，也没有专门针对重点污染源的抗生素排放、监测技术标准与监管体系，缺少经济适用的含抗生素污水的处理技术。
3．细菌耐药的危害评估不足，抗生素污染和耐药传播的研究不深入。我国目前尚缺少有关耐药致病菌经济和疾病负担的高质量研究，难以准确评估耐药菌造成的健康危害以及对GDP的影响，使得政策制定缺少可靠的证据支撑。对于环境细菌耐药性的认识和评估，现阶段尚局限在科研层面，不足以支撑对我国环境中细菌耐药性及其危害程度作出有效的评估和认识。
4．医疗领域的耐药菌感染防控团队亟待加强。部分省市的医疗机构对感染管理科的建设工作不够重视，医院感染管理科的设置和人员配备难以满足开展工作的需要。此外，医院感染学尚未列入我国医学院校正规教程，导致目前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感染控制队伍缺乏稳定性、学科发展受到制约最终将直接导致多重耐药菌防控措施的落实效果不理想，造成巨大损失。
1．成立细菌耐药性防控工作组或委员会，制定细菌耐药性防控战略规划。耐药菌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跨行业、跨部门的合作。建议从国家防控战略高度，成立专门的工作组或委员会，在医疗、农业、环保、食药监管等部门之间建立起合作机制，协调各部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管理抗生素的生产、人兽使用、废弃物处置及最终向自然环境排放的整个生命周期，开展抗菌药物及其引起细菌耐药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工作，共同做好耐药致病菌的防控。此外，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立足国情制定抗击耐药致病菌的国家行动计划，进行细菌耐药性防控的中长期规划。
2．加强各领域细菌耐药性和抗菌药物使用的监测。建议在耐药防控工作组的框架下建立快速、透明的多领域抗生素耐药性监测体系，涵盖医院、养殖业、污水处理厂等。加快各级医疗机构感染信息化建设和区域性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推进工作，同时进一步完善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系统，建立覆盖全国重点养殖地区的监测网络。动态掌握抗菌药物在不同领域的使用情况，分析抗菌药物使用与细菌耐药性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并适度开展环境的细菌耐药性监测和评估。
3．强化抗菌药物的管理以及抗生素排放的监管。亟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抗生素长期不合理使用带来的危害，深入研究国情，完善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法规，并严格贯彻实施。整顿、整合抗菌药物生产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严格营销管理。建立兽用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逐步取缔饲用抗生素的使用。同时，探索将重点污染源的抗生素排放纳入现有环境监管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4．积极开展细菌耐药性和抗生素污染的危害及风险评估。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耐药致病菌的健康和经济负担研究，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坚实的依据。此外，建议尽快启动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的风险评估工作，重点评估当前使用的人兽共用抗菌药物、饲料添加抗菌药物。在环境抗生素污染方面，建立主要抗生素的生态毒理学数据库，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抗生素生态风险评估方法和技术体系。
5．加强细菌耐药性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促进我国耐药致病菌的防控理论与技术体系的建设。在基因水平和蛋白质水平上阐明耐药性的产生与传播机制，探明耐药基因的分布流行规律，确定影响耐药性产生与传播的关键因素；积极开展临床干预研究，如验证某些可能有效的措施，发现一些新的防控措施和提高依从性的方法等；推进耐药基因快速检测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快新型抗菌药物、抗感染疫苗以及抗生素替代药物的开发和研究，重视抗菌肽、益生菌、噬菌体、抗生素佐剂以及群体感应抑制剂等的研究[22]；此外，针对抗生素污染重点排放源以及污水处理厂，积极探索可高效去除抗生素污染的处理技术和工艺。
6．加强耐药性防控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被认为是与全球变暖同等重要的全球性挑战，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细菌耐药性监测、风险评估和抗菌药物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应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与交流，提高研究能力和防控水平。
7．加强医疗领域耐药菌感染防控的人才梯队建设。加强感染控制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全国感染控制专业培训基地，提高感染控制专职人员水平。加强微生物感染控制实验平台建设，为医院感染学专业，多重耐药菌防控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建立耐药致病菌的多学科管理团队，参与耐药致病菌的监测、发现、隔离、诊治、环境消毒等全环节管理。
8．做好耐药性防控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广泛的公众健康教育，加强媒体及专业网站的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耐药性的认知能力。充分利用各专业网站进行合理使用抗菌药宣传，加强临床医师在临床微生物学和抗菌药物方面的继续教育，提高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水平。加强从事兽药/饲料生产、销售、使用以及动物养殖与屠宰加工人员的教育与培训，提高相关从业人员对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的防范意识和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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