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人类各民族文化与文明的起源，其初大半是从观察自然，认识宇宙事物的表面现象；由于对庶物的信仰崇拜，而建立人文的哲学思想, 更进而确定精神文明的基础，诸如此类，几已成为世界人类文化发展的共通原则。但在世界所有各种民族中，唯有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应当另作别论。我们从相传的古籍，与现在新获得的历史资料，可知上古的中华民族，一开始即孕育出良好的原始科学、哲学与宗教合一的文明”（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初版，第3页）。
我们或许还可以这样去理解，人类文化的起源不是同一个，并且，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起源方式存在着方向性的不同：如果以文化起源方式考查人类历史创造遗留下来的文化，简缩下来，选择直白通俗的表述，那么，西方文化起源代表的是“自下而上”方式，东方文化起源代表的是“自上而下”方式。
因为，按照道家流传的看法，东方文化的起源，是史前亦即上个冰河时期文明的传授，起源便具有完备的理论结构，相当于“顶层设计”，而不是人类自身的成果。如所共知，西方文化的起源，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总结，是人类自身取得的成果。或者说，东方文化是因获得既有“理论”而诞生，而后演化则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西方文化则不同，是以西方人类为主体，人类从自身的实践中创建理论，复以理论指导实践。纵观西方文化演化史，不难发现，西方文化理论的适用范围却又总是有局限，理论与经验相脱节屡见不鲜，理论不能够有效指导实践的情况也司空见惯。
站在东方文化本体论阴阳观的立场，东方文化的演化，总体来说，由三代的“阴阳和”，汉以后开始偏“阴”（偏向实体），到了新文化运动——民国以还，被西方文化取代，相当于东方文化完成实体化（断层）。东方文化演化的历史过程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
西方文化的演化，肇始于泰勒斯，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完成了“实体观”的创建，到了1900年“量子”物理概念的提出，西方文化本体论由“实体观”开始转向“量子观”。西方文化演化的历史过程属于“自下而上”。
西方文化的演化，遵循归纳逻辑，内涵递次增加，即通常所说的“创新”、“发展”。西方文化的“创新”、“发展”，就是不断地追求“真理”，用自己的旧错误(曾经真理)证明自我“新错误”(当下真理)是正确的；历史观念，过去是落后的、愚昧的，寄希望未来，新真理永远代表最先进、最正确、最文明。西方文化的演化，永远在追求“真理”路上。
东方文化的演化，遵循演绎逻辑。东方文化道为体，阴阳为道之用，本体论为阴阳观。阴阳是东方文化的边界，东方文化的演化，都限定在阴阳的边界内，历史的演化过程只是阴阳之用，所体现“道”的内涵不是增加，自我前后对比，发生程度不同的减少。站在东方文化自身的立场，最高智慧在源头，而不是当下，譬如，东方文化认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大道废有仁义，仁义废有道德，道德废有法制。其实，法制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而是人类社会维系的最低境界。东方文化，尊古、崇古的观念，未必查无实据。
本体论而言，量子观与阴阳观具有相当的共通性，但不可以等同。西方文化“实体观”二千年的主导地位虽然还没有改变，但“量子观”方向的演变大趋势却不可逆转。
以“本体论”考查东—西方文化的演化史，我们注意到，东—西方两种文化各自独立演变的轨迹是相向而行，即东方文化朝着西方文化“本体论”——实体观的方向演变；西方文化朝着东方文化“本体论”——阴阳观(量子观)的方向演变。这个现象足以令人困惑不解，似乎还有趣。
以本体论为线索，梳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演化史，我们能够看得到，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的时代，然而，这种交汇却是东方文化“自上而下”的演化，与西方文化“自下而上”的演化不期而遇，对此，或许熟视无睹者众。
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谁掌握“量子”哲学、“量子”科学，谁就拥有未来的主动权，这是深入人心的普遍看法。如果站在人类的立场——不以任何文化为立场，以人的生命健康、尊严和兴趣自身利益为根本，那么，我们不绝对的反对或者赞同站在西方文化立场的观念。
如果仅仅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量子观则的确代表了西方文化最先进的成就。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量子观”的文化体系尚未建立，假如互补原理视为“量子观”的认识论，目前尚且缺乏的则是，“量子观”的方法论（“量子逻”）和“量子观”的语言。
站在人类的立场，西方文化“量子观”还没有建构完备成熟的文化体系；东方文化诞生即具有高度智慧，是完备成熟的文化体系，如此来看，实体观的西方文化，就显得更加幼稚些。当然，那些迷信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盲之人，会不屑这样的看法。不得不承认，东方文化盲，是一个时代的集体。
基于上述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起源方式及其历史演化的认识，我们坚信，传承振兴东方文化不是复古，更不是倒退，而是抢占未来人类文化文明制高点。传承中医，是振兴东方文化一条现实可行而重要的途径。历史必将证明，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传承中医，只能站在东方文化自己的立场，不可以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
古中医理论，是东方文化之用，是上古中华民族史前文明的传授，而不是人类自身的成果。如果这个观念成立，那么，说明古中医的起源即限定了中医理论的边界，限定中医理论与应用的边界是阴阳。譬如，中医演化史上的张仲景、孙思邈、金元四大家等，都是继承古中医理论优秀代表，所取得的成就都不超出古中医理论的阴阳边界，丝毫不增减古中医基本理论内涵，相反，恰恰是因为谨守阴阳。
创新，是西方文化语境的观念，只能适用于人类创建的文化，而不适用于人类传授的东方文化。中医理论内涵，不存在创新，只有继承与守正。如果说中医有创新，则是在外用上，只能是古中医技能手段的增加，但也很难超出古人成就的范围。倘若将西方文化释义古中医药理论，或借用科技手段等，认定为中医创新，则是偷换概念，是对世人的愚弄，更是对先祖的亵渎，同光天化日意淫别无二致。
近代百年，中华民族中的某些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笃信西方文化，丧失东方文化自信心，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同时认为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愚昧的。这种观念，是因为认识者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以默认方式假定西方文化是正确的而形成，并且，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历史性影响。但是，近年来不断出现不再迷信西方文化的声音，譬如有人认为，某些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不但东方文化不懂，而且西方文化也不通；所谓的落后、愚昧说辞，是言说者孤陋之见，与东方文化内涵成熟度无关。
受西方文化话语权的影响，我们了解的和接受的往往是西方文化观念。西方文化认为，人类文化起源方式及其演化，都是“自下而上”的。不言而喻，在人类面前，西方文化只是人类文化之一，是一家之言。假如南怀瑾先生关于东方文化的起源方式观点不能够被否定或排除，那么，“自下而上”的文化起源观念并不适用于东方文化。
文化，是人类的产物，可能有两条来路，一个是人类创建的产物，一个是人类传授的产物。医学本质是文化，医学是其母文化之用。古中医理论如同东方文化起源一样，可能不是人类的创建，而是上古中华民族的传授，传授上个冰河时期的文明。这个观念，不可以忽视与无视，作为一种可能，有待求证，值得学术探讨。
在西方文化掌控话语权现实背景里，探讨东西方文化的起源方式，显得尤其重要，至少，我们可以暂且悬置西方文化的立场观念，达成这样一种学术共识，即停止和放弃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传承中医，传承中医回归中医自己的立场。若此，才可能真正地遵守《宪法》精神，切实有效地贯彻落实党中央“中西医并重”方针，实施中医药与西医药分业管理，否则，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不可能承认和尊重中医药的独立性，必然继续唱衰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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