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朱熹之后，沦落为八股文理学
朱熹极盛之后元朝还有吴澄、许谦，明初曹端、薛瑄等在朱熹基础上有所丰富，但明朝以之为本八股取士后，理学迅速僵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枷锁，被后世历次运动当做儒家的全部而攻击。成为八股文的理学，死在国家的神圣化里了。
强调读书静坐的理学，在面对实践中的变化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理学以“天理”为宇宙之本源和道德的本体，把人性化为天命和气质。认为天命之性超越气质之性，是源于天理的至善之性，气质之性则是由肉体气质而来的人欲兽性与罪恶渊薮。所以理学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这一点也为后世元明清统治者所看重和利用。另外理学认为人有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德性之知是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的对天理的认识，而见闻之知是世俗的认识。理学强调近乎于神秘主义的德性之知而轻视见闻之知，所谓“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是无法内生出科技精神的。
《四书》不论深度广度还是对实践的意义，其价值都低于《五经》
经学虽然到唐宋已渐固化，但其本源是上古两千多年的政治典籍，凝结了众多实践派政治家的智慧，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体系完备，无论内容和层次都非常丰富，有理论有规范有记言有记行有记情，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朱熹虽然是以《四书集注》而成圣，但他本人也是强调对经史的学习，提出“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最重要还是要看六经，“《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正，《礼》以正行，《乐》以和心”。但是成为国教的八股文理学仅崇四书。而四书仅仅是后人对经典的理解、解读以及治学、做人理论，所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其广度和深度都不能与经学相比较。从实践角度看以经学为本的儒家思想曾经造就大唐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而后世理学则并无实践的沉淀。而所以从思想内容角度看，元明清三代整体的僵化与最终落后于世界也是一种无奈的必然。
而到了清朝时候，因为受残余的八股文理学家们受心学亡国论的影响，以及清朝的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们开始由务虚转向务实，不再研究世界观社会观的“主义”而转向研究训诂考古的“问题”，虽然在语言学方面有实际的贡献，但是最终使得儒学严重倒退，无法解决“时代的问题”，客观上是在为落后的政治做了注脚，其最终被世界和时代所抛弃。
务虚与务实各有其作用，解放思想是务虚，实事求是是务实
其实问题和主义各有其作用，也各有其适用的历史条件。在新旧变革之际，或者思想混乱之际，需要理论的务虚作用，来指引人们的思想，为新的事物开路，就如同改革开放前提出“解放思想”的理论务虚会；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稳定时期，务实的研究问题更加迫切，这样才可以使得科技文化更加枝繁叶茂，促进社会发展。面对内有资本主义萌芽，外有资本主义敌对国家的清朝，其思想僵化而落后，需要的正是类似心学这样能够荡涤旧尘让人焕然一新的务虚理论，而埋头于故纸堆里的实学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客观上助长落后的文化。回头再看清朝的八股文理学则非常的讽刺。康熙曾经大力称赞几个严于律己却因循守旧的大儒，称之为“真理学”。时人也称其笃实，岂不知越笃实则越让人透不过气，真所谓“万马齐喑”。清末张謇等的实业救国之无用其根本原因也是如此，在于不合时务，不解决时代问题。同样的，现今之世界今日之中国也当此千古未有之变局，则须以务虚为最急要。现世的科研经商从政军事等实学，只应成为虚学的注脚。
附录 部分理学经典
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
邵雍《皇极经世》；
张载《正蒙》；
程颢《识仁篇》、《定性书》；
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伊川易传》；
朱熹《近思录》、《四书集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