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兆平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学科史与学术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70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讨论学科史，若加细化则涉及各个科目、课程的设立。与中国古代文论相比较，中国现代文论像是从未取得独立的位置，内涵有点模糊，因它不是被中国文学批评史所涵容，就是被文学概论所替换，一直未能取得独立的位置。其实，自郭绍虞、王文生1964年主编出版《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册）之后，复旦大学王永生在1982年也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文论选》（三册），按理来说，在其后的时日延展中，它应该与中国古代文论比肩而立，取得科目地位，可惜未能如愿。
不但在科目方面未能取得独立自存的内质，中国现代文论生成语境的时限也是存疑的。王永生在《中国现代文论选·前言》告知了选辑的期限：“它选辑自'五四’以来，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公开发表与出版的具有一定文献价值与参考价值的文学理论批评文字。为了反映某些情况的历史联系，个别的也有选自'五四’前夕的篇目。”像“诗歌理论批评辑”，第一篇选的是钱玄同发表于1918年2月的《<尝试集>序》；“小说理论批评辑”第一篇是刘半农1918年1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显然，1919年“五四”运动是这套中国现代文论选辑的时间前限。
再以《中国近代文论选》“前言”为例：“本书所选中国近代作家论文学的诗文二百四十余篇，略按时代，分为三辑：第一辑，自鸦片战争前夜到变法运动前夜；第二辑，戊戌变法前后；第三辑，自辛亥革命前夜至五四运动前夜。”基本上是以史学的断期来界分文论的，这种方法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性视野的纳入，以往那种把历史发展中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划限的常规做法，开始受到一定的质疑。严家炎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总序》中指出：“以政治事件为界碑，与文学本身的实际未必吻合，如小说的发展，在鸦片战争前后变化并不显著，真正给小说带来重大影响的，倒是上世纪末兴起的维新思潮，而它迄今又未被人们视作分期的依据”。因此，关于小说理论，该资料第1卷第1篇则是发表于1897年《国闻报》几道、别士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即中国现代文论的生成语境由1919年往前推移到19世纪末，而且与“维新思潮”有关，严家炎这一判断还是比较稳妥的。
但近年来，有些北美华裔学者超常扩展了现代性的时间界限，甚至把“五四”新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的萌生点溯源至晚明时代，其现代性的视野也未免有些不着边际了，类似“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故事仿佛在重演。
严家炎先生谈到的“维新思潮”，就涉及现代性问题。现代性的概念内涵并非是无定性、随意性的，对其探究不能停留在时间表象上，何为“现代结构”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按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界定：“如此'现代结构’指以启蒙运动为思想标志，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政治标志，以工业化及自由市场或计划市场为经济标志的社会生存品质和样式。”因而，尽管中外学界对“现代性”的内涵的表述异常宽泛，但对“现代结构”这一内在前提还是有一定共识，由此出发可相应得出现代性的概念：它是人们对近二、三百年来现代现象的认识、审视、反思，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概括和价值判断。
不过中国现代性的萌生又不同于西方，它不是本身内部的自然生长，而是由外来思潮逐步植入的，所以其内涵又有着自我的特殊性质。张辉在《审美现代性批判》一书中对此描述得到学界较多的认可：“从知识学的意义上来说，西学的大量引进正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精神的强调又是西学得以进入中国的思想逻辑前提之一；而从社会机制的现代性转化来说，民主的主题是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随之，从精神发展的层面来说，个体和感情自我的觉醒也是整个现代性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科学、民主、个性这三大方面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包括现代文学及文论的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内涵。
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除少数的思想前驱者外，国人一般缺乏清醒的意识与其应合，现代性的醒悟与学理性的启蒙，往往淹没在救亡图存、民族振兴这一类政治性的社会主潮之中。所以，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视点，一般多以潜在的学理形式构成隐性的语境。由此亦形成文学史、文学理论史在生成语境叙述上的缺漏与偏颇，重大的社会历史的政治事件成了显性的叙述坐标，而具有现代性的学理内涵则被压抑至隐性层面，严家炎所说的“以政治事件为界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论史叙述中常见的现象。所以我们在以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为主流的叙述向度同时，还必须追溯中国现代文论生成语境中潜在的学理合力。只有同时兼顾显性与隐性这两大语境，才能达到对中国现代文论生成语境的真确把握，也才能对一些历史上存留的困惑问题做出合理的解答。
中国现代文论隐性生成语境有以下三点要质，它以潜在的形态存在。
一、思维方法变革：从经学思维到逻辑思维。思维的现代性转换才是中国现代文论隐性生成语境的第一要质，它表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国人从经学思维转向逻辑思维的过程中，这是思想启蒙、开启民智的前提。
经学思维往往立儒学经典文本于神圣的、不容置疑的地位，其“古训”之理亘久不变，为学者凡事多由此类“子曰”“诗云”出发，进行推演，得出结论。像中国历代解诗时多遵循传统经学的方法，由“古训”展开演绎，《诗经》“关关雎鸠”，按闻一多所解原是描摹鲜活的男女爱悦之歌谣，但刘勰却解之为喻后妃贞一的德性。
中国思想文化界最早在学理上对经学思维发起攻坚的是严复，他译介了《天演论》等多部西学名著，在思维逻辑方面翻译了《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他倡导以新的逻辑思维来反观中国的古籍经典：“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研究异国思想文化若求有所得者，可用归纳与演绎二法作为导引，来反观、反证本国的古籍经典，定会有豁然涣释、秀溢目前、如梦初醒之感。
例如，严复以此西方逻辑“二法”来分析《易》与《春秋》，幡然悟觉：“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译《天演论》自序）中国最精要的两本典籍——《易》《春秋》，若从西方的“名学”，即逻辑学的视角考察，其新义立显。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谓《易》“本隐而之显”，则是“外籀”，即笛卡儿的演绎法，由既定之“公理”推演出世间的吉凶等事像；而《春秋》“推见至隐者”，则是“内籀”，即培根的归纳法，由具体的事像及经验，归纳出相应的规律法则来。
不管是“内籀”，还是“外籀”，“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要格物致知，二种思维方法都是重要的，可惜国人未曾尝试过这种思维逻辑方法矣。严复这种活用西学，并得出全新结论的实践，可说是首开中外思维原理的比较方法，对中国思想界是一场巨大的冲击。
严复侧重于传播英国经验主义以归纳为主的逻辑思维，认为演绎法在创新方面有所欠缺：“夫外籀之术，自是思辨范围。但若纯向思辨中讨生活，便是将古人所已得之理，如一桶水倾向这桶，倾来倾去，总是这水，何外有新智识来？”（《名学浅说》）一些思维的演绎不过像是一桶水倒向另一只桶，倒倒来去，水还是这水，能有什么新知识增加于内？而“必求古训”的中国经学之道则是典型的极端的演绎法。
中国思想界的前驱者们接纳了西方的实证科学和理性判断，对传统的“圣化”社会开始质疑，进而反叛，从“圣化”转向“世俗化”的语境。由此，便引发了以新的科学思维摧毁旧的经学思维，以科学体系取代经学体系的思想动向，它在上一世纪之交的中国汇成新潮，声势浩大。在此基础上，包括现代文论在内的思想文化界种种新的观念，才有随之萌生之可能。
二、观念视野扩展：科学与人文对峙语境的纳入。科学与人文对峙的世界性历史语境的纳入，则是观念视野的扩展。后者是中国现代文论隐性生成语境的第二要质。
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之后，整个世界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是物质功利和人文精神这一对立矛盾的日益激化问题。科学理性的认知方式是历史现代性展开的动力，它推进了文明创造，促使物质丰裕、社会进步，也相应地促成学科的独立与类化等。但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及享受，这就单向促使了“惟物质主义”的滋长，其后果是“人欲横流、道义沦丧”，直至以掠夺性为目标的侵略战争爆发。
1918年底，梁启超作为中国赴欧观察组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在欧洲，他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生灵涂炭，民生凋敝，思想混乱，精神失落。这一切都使梁启超震惊不已，把战祸及危机的根源归罪于“科学万能”论：“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的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拚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欧游心影录》）作为清末以来鼓吹西方文化、倡导科学思潮着力最甚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居然一反前说，对科学的“神圣”地位提出质疑，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发了而后的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论争，即1923年那场波及全国思想界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陈寅恪与吴宓在1919年底也有过一番深谈：“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01页）他们深为国人专谋功利机械，不图精神救药这种偏向而担忧，救国经世首先应求索的是精神之学问，是人类生存意义这一“形而上”的哲学根本问题，机械功利问题则是“形而下”的次一级的事。
是救亡，还是启蒙？是前者压倒后者，还是共轭互补？不妨从概念范畴上来观察，前者侧重于民族拯救、国运振兴的语境叙述，关系民族国家存亡的紧迫大事，但它是区域性的，有阶段性的限定；后者侧重于科学与人文对立语境的揭示，多以精神思考、学理分析的形态而存在，但它是世界性的，宏大而超越。这两大历史语境，前者是显性的，后者是隐性的，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同时存在，并且纠合在一起，只有把两者融合起来考察，才能真切地把握中国现代文论的生成语境。而且，也只有纳入科学与人文对峙这一隐性历史语境，中国现代文论史上的一些公案方能得以解决。
例如，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在《文化偏至论》的注释中就因此指责了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作者……'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种提法，既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急进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特征，同时也表明，正是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群众和个人的关系这两个有关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上，作者当时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鲁迅错了吗？没有。恰恰相反，错在注释者。原因就在于注释者对人文精神与物质主义（包括科学主义）对峙这一全人类所面临的哲学困境缺乏了解，仅根据旧有那种片面的、僵滞的知识体系就做出武断的评判。
20世纪初，在人文精神与物质主义（包括唯科学主义）对峙这一世界性宏大命题跟前，中国文化思想界能跟得上当时西方哲学思潮的，只有鲁迅与王国维。但他们却面临着一些研究者的无端地指责，这一思维错位与差距的案例充分说明，纳入科学与人文对峙这一语境，对中国现代文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又如，现代文学史。不管是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叙述都处在被压抑、被忽略，甚至是被剔除的状态。中国现代文学史既然持这样立场，势必影响到中国现代文论史的择取。王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论选》也几乎见不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派的论文选入，像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文章：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论写实小说之流弊》、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胡先骕《评<尝试集>》《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邓以蛰《诗与历史》等，均不见其踪影。
若从科学与人文对峙这一世界性的历史语境着眼，学衡派，及其后新月派等所坚持的，并非逆流而动。他们捍卫人文精神，承接人类优秀文化传统，以此来和现代机械工业文明，以及科学主义思潮泛滥的负面效果相对抗，有其特定的价值与意义，并随着时序的更替，日渐显现。像21世纪在中国方兴未衰的国学思潮热，不正以新的历史需求肯定了他们当年的价值选择吗？
对“历史现代性”的警觉与抗衡，到20世纪后期已成为人这一族类的新的思想动向。像霍克海姆、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揭示了以科学为标志的“启蒙理性”对人文精神的“独裁”与挤压，对科技理性提出了质疑与批判；美国“新左派”的代表史华慈强调指出，当今社会的“工程-技术取向”取代、吞没“宗教-道德关怀”的危险日益加剧，在我们的时代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这样的大历史语境中，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文学古典主义思潮不能被忽略，梅光迪、胡先骕、吴宓他们是在“融化新知”的基础上来“昌明国粹”的，是在接受过西方当代哲学、美学思潮洗礼之后，来继承、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具有新的内质与定位。因此，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他们理应恢复并占有重要的席位。
汤一介对此有过较为透彻的评述：“18世纪末、19世纪初，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出现在西方。正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同反应构成了这种一分为三的局面，这种分野一直继续到今天。20世纪初勃兴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世界文化思潮紧相交织，成为20世纪文化对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出现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样的三位一体。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尊崇马克思，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找到了杜威、罗素，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现代保守主义者则服膺新人文主义宗师白璧德。他们考虑和企图解决的问题大体相同（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方，如何建设新文化等），而又都同样带着中国文化启蒙的特色。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前后后，保守派、激进派和自由派都在思考着同样问题，具有共同的特点。实际上三派共同构成了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启蒙。”（《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在中国·序》）值得注意的是，汤先生在论述中，不只是“一分为三”，更是强调了“三位一体”，作为保守主义思潮代表的学衡派也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合力，“三派共同构成了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启蒙”。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作为合力的一种，促成了新文学革命的成功，它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均衡。如何客观地面对历史真实，如何恢复中国现代文论生成语境中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地位，使它从隐性状态逐步浮上水面，这将是今后中国现代文论史撰述要做出的调整。
三、学理性驱动力：哲学实证与文学写实主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论史的叙述中，文学现实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
作为中国现代文论主纲的文学写实主义，学界对其生成一般仅从显性的层面来考察它，即作家感时忧国的精神导引他们深切地关注自身生存的真实环境。这个视角是主导的、正确的，但又不是唯一的，因为它仅着眼于民族生存、国家兴亡这一政治斗争的语境，而忘却了一个文艺思潮产生所应有的内在学理性的启动，即隐性的动力。如若尊重史实，从史实出发，就会发现还有一个实证主义哲学的内在驱动力不能忽略，正是由它催生了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因为“写实”，就意味着遵循实证主义哲学的认知原则，强调对客体对象精确、逼真的反映与复制。
1918年，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写下《欧游心影录》一书，其中“文学的反射”一节，就记录下这种思潮对欧洲文学写实主义流派的影响：“科学的研究法既已无论何种学问都广行应用，文学家自然也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要而言之，自然派当科学万能时代，纯然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条，说道'即真即美’。他们把社会当作一个理科试验室，把人类动作行为当作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拿他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分毫的感情作用。”这里，梁启超颇为准确地将自然主义文学、写实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其特质概述出来：文学只是实证主义哲学的认知、研究的一种形式，是“科学的文学”，“真即是美”。在梁启超的笔下，欧洲当时的文学创作成了理科实验室、人体解剖室的事，作品成了精细、翔实、明了的“实验成绩报告”，文学几乎成了科学的分支、附庸。
人们崇奉、信仰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在趋于极致之际，多会产生科学万能的信念，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均在科学的掌控范围。不仅外在自然界能以科学方法来认识，而且内在精神界，如价值判断、情感好恶等，也可以科学法则来衡量。也就是说，科学主义一词的概念内涵，并不只是指数理化一类学科对自然规律的探寻、把握及技术操作方式等，它更注重的是科学的“精神”，即科学上升为一种价值信念与原则导向，它从“物界”泛化至“心界”，有着从认识论向价值论转化的意义，已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性质。
1920年，茅盾在《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中分析道：“科学昌明时代的十九世纪后半，人人有个科学万能的观念；所谓科学方法一直运用到哲学方面，不但哲学，社会改造的企图，本是多少带几分理想性质的，也闹起'科学的’、'不科学的’来。文学当这潮流，焉能不望风披靡呢？这是写实主义兴起的一个大原因。”茅盾说得十分清楚，崇尚科学实证的历史语境，科学主义思潮的诱导，使文学不能不跟从之，由此方产生了文学的写实主义。同时，遵从科学实证的原则也铸就了文学写实主义的三大特色：对客观现实精细的观察，对存在事像的精确实证，以及不介入情感性价值判断等，其间形成了因果逻辑关系。
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崇尚科学的历史语境，决定了写实主义（包括自然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独尊地位。而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科学的唯物人生观在文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日益成为作家表现现实的创作指导原则。由此，至1933年4月，瞿秋白《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同年11月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二篇文章的发表，一切都像水到渠成一样，使梁启超、陈独秀、茅盾等所导引的写实主义（包括自然主义）文学流派，涌进了苏俄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科学”的河床，并成为而后60年中国文学界的创作主流。
综上所述，以科学的逻辑思维替换传统的经学思维，这是思维方法的变革；对科学与人文相峙的世界性历史语境的纳入，这是观念视野的扩展；而哲学实证主义与文学现实主义形成的因果关系，则是内在的学理驱动力等。这三大要质综合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隐性的生成语境。
作者简介：
【俞兆平，1945年生，福建省福清市人。1982年厦门大学研究生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学报》主编、福建省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日本九州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湾《联合报》系等访问学者。已出版《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等十三部学术著作；在《文学评论》等海内外文艺刊物上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数十次为《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
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所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