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曹星原著《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
曹星原教授的新著《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以下简称“曹著”）一书，是一部与上述观点迥然不同的社会艺术史研究的原创性之作。她在该书中从不同以往的学术角度着重研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内容重新论证；（2）《清明上河图》的绘画风格与公认的成画时间的宫廷盛行风格的不吻合；（3）确认《清明上河图》的成画原因和时间。最后得出结论：《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北宋中期虽然出现突发的社会风暴，但是新兴沿河市场以及由于王安石变法，以及漕运所达至的繁荣，和“上善若水”的理想治世概念、上下应该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精神。（13页）这其实也是该书的中心思想之所在。
曹著有一个以往研究者均未曾涉及到的问题，也就是该书中最具有原创性，也颇具争议性的个人推测：《清明上河图》与王安石变法失败，宋神宗因此自责，以及向皇后家人（如父亲等）所受到的遭遇有关。此图或许是向皇后或向氏家人秘密委托宫廷画家张择端所作：“《清明上河图》整个图像系统采用的完全是神宗朝中推崇的平民思想影响下的‘今体画’特点。《清明上河图》表达了对神宗治世、惜民思想不夸张的赞美。向经（超注：即向皇后父亲）亡故，使神宗皇帝重新认识了向皇后一家。虽然我们无从得知《清明上河图》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至少这件作品被深深地珍藏在宫里，心照不宣地成为了一个宫廷事件的调解剂。”（184页）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清明上河图》中有了三个显露和隐藏共存的主题：（1）汴河以及以汴河为中心的繁荣商业，与变法的关系和漕运政策；（2）标志开封、标志北宋科技的虹桥；（3）正要相撞的船只使商业的繁荣和科技的高度发展在画中的表现退居次要。于是前面两个主题退而居为政治文化背景，作品的中心则转而为上下齐心协力，同舟共济。”（189-190页）
王安石变法，为当时许多官员和士大夫们所反对和诟病。认为某些变法（比如“市易法”）是“朝廷与民争利”，它阻碍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扰乱了社会和谐。再加之变法期间遭遇罕见的特大旱灾蝗灾，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所以就将之归咎是由于王安石的变法所致。就连王安石的门人郑侠，也派人绘制《流民图》卷，以谎称“军情急件”直呈宋神宗观阅。神宗阅罢此图，竟为之震惊不已，彻夜难眠，第二天就废除了王安石系列变法中的十八项，有许多官员因此被革职惩处。甚至连宋神宗向皇后的父亲向经，也因此受到了无辜的牵连。
《清明上河图》拖尾纸上最重要的一段题跋，金代“燕山张著”题跋
或许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向皇后或家人秘密请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以昭示王安石变法和宋神宗的决策，并非是一无是处。而支持这一论点的重要史料证据，就是金代人张著在《清明上河图》拖尾上的那段题跋。它明确地写到此图曾著录于《向氏评论图画记》（今已不传）中。曹星原经过史料的考证，认为向氏应该就是向皇后的弟弟向宗回。所以她认同陈传席的研究：“最早收藏《清明上河图》的实际上是向宗回家，并没有正式进入宋内府。对这件作品，宋徽宗只不过是刚入宫时在向皇后处有机会过了一眼或过手一下而已（超注：此图上钤有徽宗“双龙小玺”御印）。不久，向皇后去世，由于这件作品与向家有千丝万缕联系，便入了向宗回手中。”（185页）像这样的推测，虽然没有确凿的史料支持，但也并非是无中生有或不可理喻的“戏说”。目前也没有史料能够推翻此一推测，所以此说应该可以接受。但如果将来万一有史料证明，此“向氏”实是另有其人，则曹著中的许多论点和重要“发现”就均要被“推翻”！而在学术研究中，因为由于史料的缺失，应该允许有合理的推测和假设。
曹星原在该书《后记》中充满自信地写道：“通过对这件稀世之宝的多年研究，我从方法论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过时的，但是也不能够仅仅为了强调学术的纯洁性，而误入了为方法而方法的岐途。美术史研究始于对美术作品中问题的推敲，最后回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美术史研究的首要问题，是要能够就作品尖锐地提出问题。”通观全书，作者做到了“就作品尖锐地提出问题”，并原创性地解答了所提出的问题。此书值得推荐阅读。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术史系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画展策展人、高居翰第二任妻子曹星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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