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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Mon.荐读］ 主要分享文学艺术、哲学理论等专业著作选篇，与大家一起学习、共同成长。每周一更新，欢迎关注，期待留言交流。本周分享由 加缪 著 沈志明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的《反抗者》选篇——超越虚无主义，希望大家读后有收获。《反抗者》对于加缪的发展轨迹有着特别的意义，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
超越虚无主义
加缪 著
沈志明 译
译者绪言｜《反抗者》这本散论企图阐明什么？拒绝什么？加缪明确指出三阐明一不拒：以不可为而出发，以自身的方式，阐明一种为抵消不可为而为的奋斗，阐明一种基本价值，阐明生存以及使人生存的意志，却不拒绝任何现实的东西，正如黑格尔所言：“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加缪在本散论中一再强调，“造反有理”说只适用于西方文化，即在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基督教文化，不适用异域文化。世界各大洲各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国情，各自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历史观必有差异，只可互相借鉴，不可照搬照抄。作为译者的读者，我们只能批判吸收其有益的元素，是为诫也。
对世人而言，有一种适合其平均水平的行动和思想。一切具有雄心壮志的事业皆显示矛盾重重。绝对不可触及，通过历史也创造不出来。政治不是宗教，否则就成了宗教裁判所。社会如何定义绝对呢？也许每个人都在为大家寻找这个绝对。但社会与政治仅仅负责处理大家的事情，以使每个人都有闲暇和自由去进行共同的探求。于是，历史不再可能被树立成崇拜的对象。历史只是一种机遇，关键在于以审慎的反抗使机遇产出丰硕的成果。
夏尔（雷内·夏尔，1907—1988，法国著名诗人，前期有超现实主义倾向。加缪挚友）精彩地写道：“一门心思追求收获，毫不介意对待历史，是我弓上的两个顶端。”如果说历史的岁月不是由收获的时节构成，历史确实不过是稍纵即逝的影子，冷酷无情的阴影，人在其中就没份儿。谁献身于历史，等于献身于虚空，反转过来等于什么也不是。但是，谁献身于自己生命的岁月，献身于由自己捍卫的家族，献身于活人的尊严，此人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且从大地得到收获，便可重新播种和养活世人。说到底，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心知肚明在需要的时候也会奋起造历史的反。这意味着无休止紧张和沉不住气了。此话也是诗人夏尔说的。真正的生命寓于撕裂的心灵，简直就是撕裂，就是在光焰冲天的火山上空翱翔的精神，就是公道的张狂，就是限度令人精疲力竭的不妥协。对我们而言，这场漫长的造反冒险抵达边缘时耳边回荡的并不是乐观主义的说辞，因为只在我们处于极端不幸时才用得上，但在海边回荡英勇又智慧的话语，简直就是积德行善。
今天，任何一种智慧都不能声称赋予更多的奉献。反抗坚持不懈撞击恶，一波又一波冲击。人可以控制自己身上一切应该控制的东西，也应该在创造中修补一切可修补的东西。不过，孩子们却始终不公正地去世，甚至在完美的社会中。人，哪怕竭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规定自己合乎逻辑地减少世界的痛苦。然而，不公正和痛苦将始终存在，不论受到怎样的限制，将依旧停止不了公愤。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发自肺腑的“为什么？”将继续回响；艺术与悖逆只会与最后一名世人共赴黄泉。
恶，想必是存在的，是世人在其疯狂渴求单一性时所积累的。但另一种恶起源于无规则的演变，面对这种恶，面对死亡，世人发自内心深处呼喊正义。具有历史性的基督教一味通过宣告天国抗议这种恶来作为回答，之后宣告永生，而永生要求有信仰。然而苦难消泯希望和信仰，于是沦为孤立无援，无理由可解释。劳动群众已经对苦难和死亡厌倦不堪，他们是没有神明的群众。从此，我们的位置就在他们身边，远离旧式和新式的传教师。具有历史性的基督教把根治邪恶和凶杀抛出历史，然而邪恶与凶杀毕竟是在历史中遭到忍受的。当代唯物主义者也以为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不过，唯物主义也是历史的仆人哪，反而扩大了历史杀害的范畴，同时听之任之，说不清道不明，否则留给未来，而未来则要求有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等待，在此期间，无辜者不断死亡，二十个世纪以来，尘世之恶的总量没有减少。没有任何救世主降临，既无神明的，也无革命的，一概无果而终。非正义始终与一切苦难黏合在一起，甚至在世人眼里最值得承受的苦难。普罗米修斯面对逼迫他的强势所保持长久的沉默始终如呐喊告示着世人，尽管在此期间，见到世人也转过身来反对他嘲笑他；夹在人性恶与命运、恐怖与专横之间，他只剩下靠自己造反的力量去拯救尚可拯救的生灵，对傲慢辱骂他亵渎神明毫不在意。
有鉴于此，人们懂得，造反不可缺少一种奇特的爱。人们一旦在上帝那里又在历史那边找不到安息，注定要为那些活不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即为了受侮辱者而活下去。于是，造反最纯粹的演变以卡拉马佐夫的呐喊臻于完善：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获救，独自一人获救有啥意义！由此，信奉天主教的囚徒，在西班牙黑牢里，如今拒绝领圣餐，因为在某些监狱里神甫按规章制度使领圣餐成为强制性义务。这些囚徒，也是备受磨难的无辜个例见证人，他们拒绝拯救，倘若必须为非正义和压迫付出代价。这种不可思议的大度就是造反的大度，毫不迟疑地奉献爱心，并毫不拖延地拒绝非正义。其道义在于毫不计较得失，把一切献给现世生活和其活着的弟兄们。造反就是这样向未来的人们慷慨奉献的。对未来真正的慷慨施与，在于把一切献给现时。
由此证明造反就是生命演变的本身，不可否定，要不然就是放弃生存。
造反最纯粹的呐喊，每一次都催生一个生灵揭竿而起，所以造反就是爱与繁殖力，抑或什么也不是。没有道义的革命，工于算计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偏爱抽象的人甚于有血肉的人，必要时否定生灵多少次在所不惜，恰当地把怨恨置于爱的位子。造反派一旦忘却其宽宏豪迈的根本，便听任自身被怨恨所感染，否定生命，奔向毁灭而让一群嘲笑造反的小人物得势，这些奴隶的杂种现如今竟在欧洲所有的市场上待价而沽，不论什么奴役的活儿都肯干。这样的造反派，不再是造反和革命，而是怨恨和专制。于是，当革命以强权和历史为名义变成凶杀和过度行为的机器，一种新的造反以限度和生命的名义成为神圣不可侵犯了：我们正处这个极端。然而在这种黑暗的尽头，光明不可避免会出现，我们已经预测到了，只需斗争，光明必将出现。让我们大家超越虚无主义，在废墟上养精蓄锐准备复兴吧。但懂得个中缘由者甚少。
确实，反抗虽不企求解决一切问题，却至少能面对一切。从此刻起，地中海像中午的阳光在历史的演变中光芒四射。围绕法国南方这个炽热的火盆一时间阴影骚动起伏，四下折腾，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一些瞎子摸了摸自己的眼皮，惊呼这就是历史。欧洲人被遗弃在阴影下，背离光芒四射的固定点。他们为了未来而忘记日常的正义。他们对民众的自由灰心失望，却幻想人类奇特的自由；拒绝孤单的死亡，却把集体不可思议的病入膏肓称之为永垂不朽。他们不再相信现时的一切，不再相信人世和活人，欧洲的秘密在于欧洲不再热爱生活。欧洲的盲人们幼稚地认为，哪怕热爱一天的生活也就等于为世世代代的压迫辩护。所以，他们决意把欢乐从世界版图抹去，将其推至以后再说。对限制的不耐烦，对双重存在的拒绝，对身为世人感到绝望，这一切最终把他们抛入不通人性的过度。他们否定生命理应的伟大，却不得不拿自己的卓越去当赌注。由于没有更好的出路，他们干脆自我神化，于是他们的不幸便开始了。这帮神明视而不见人间事。卡利雅耶夫及其全世界的难兄难弟们反倒拒绝神性，因为他们摒弃制造死亡的无限权力。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因为他们选择了如今独特的唯一法则：学会生存与死亡，为了成为世人而拒绝成为神明。
因此，中心思想在于，造反者拒绝神性，以便承担共同的斗争和命运。我们将选择依塔克岛（相传古希腊荷马所作《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奥德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岛上。特洛伊战争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飘流十年，经历种种艰难终于回到该岛，夫妻团圆）。忠实的大地，大胆而朴素的思想，有自知之明的行动，世事洞明者的慷慨大度。在光明中，尘世依旧是我们最初也是最后的爱。我们的兄弟们跟我们一起在同一个天空下呼吸，正义是生机勃勃的。于是，奇特的欢乐油然而生，有助于生与死；从此我们将拒绝把欢乐推延至未来。在痛苦的欧洲大地上，欢乐就是经久不衰的黑麦草，苦涩的食物，从海洋吹来劲风，昔日的与新生的曙光。我们怀着曙光，在持久的战斗中，重新塑造这个时代的灵魂以及一个不予排斥的欧洲。这个欧洲也不排斥尼采这个幽灵，在自身崩溃十二年后，西方依然参拜他，将其视为最高意识及其虚无主义被摧毁的形象；也不会排斥那位铁血正义的预言家，尽管搞错了地方，安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不信教的死者中间；也不排斥那么长眠于水晶棺中被奉若神明的行动家木乃伊；更不排斥有关欧洲智慧和能量的任何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间断地使苦难时代备感骄傲。事实上，围绕1905年的牺牲者（暗喻1905年的二月党人，即托洛茨基领导的二月革命失败的牺牲者们。）的所有人都能再生，但条件是懂得各自修正自己的错误，在阳光下，划一条界线，让双方止步。各自向对方说自己不是上帝，浪漫主义就此结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当中每个人都应拉弓射箭，经受考验，在历史中反对历史，征服每个人已经拥有的东西，收获自己田地中微薄的所得，获取这片土地短暂的爱，等到最后诞生一个新人，届时必须舍下时代及其少年的疯魔。弓已张开，木把吱吱作响，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刻，一支箭离弦疾射出去，那是最刚劲也是最自由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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