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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人民币设计出来了，印制却成了问题。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经济极端落后，工业规模狭小，技术装备低劣，许多工业原料和机器依赖进口。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美蒋势力不甘心失败，通过各种方式将伪钞偷运进我国，企图在经济上搞垮新中国。迫于当时的形势和中国的印制条件，经中苏两国人领导商定，中国政府委托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大面额的纸币，相关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与苏联方面衔接。
周恩来明确指示，新版人民币在防伪方面要下大功夫。苏联的印制技术和条件不错。要将苏联使用在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版人民币，要从用纸、币面底纹、变点花纹到暗花等方面搞得精致而复杂。
1952年新年刚过，周令钊接到通知，中央要求新版人民币增加3元的面额，要他赶紧设计。
经过日夜苦战，3元面额的人民币终于被周令钊“画”出来了，然后是不断修改、层层审批，最后定稿。因为到莫斯科的行程已定，来不及在北京雕版，只好带着设计图请苏联专家做雕版。
3元面额的人民币整体为淡绿色，正面左右两端各有繁体“叁元”字样，下面标着“1953年”。正上方为“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中间是井冈山龙源口石桥（现吉安市永新县内）图景，石桥周围的花边为深绿色；纸币背面中间的底纹为黄色，背面图案是花纹和国徽，中间有汉、维、蒙、藏四种文字，票面长16厘米，宽7.2厘米，比2013年流通的1元人民币稍微大一些。票面美观大方，与已经设计出来的其他面额的钞票风格完全一致。
为了做好新版人民币到苏联印制的准备工作，周令钊和印钞厂的同志一道准备了包括国徽、行长图章、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画稿、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等物料。
于4月中旬，周令钊和北京印钞厂厂长贺晓初、雕刻师张作栋以及一个翻译抵达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他们先去见了苏联财政部部长。苏方财长仔细翻看了中方将要印制的3元、5元、10元人民币设计图，觉得很好，说这些钞票设计水平很高，民族特色浓厚，一看就是中国的。
中方一行提出，想去参观一下莫斯科造币厂，苏方表示，因为保密要求，不接受任何人的参观请求。
周令钊提出直接和苏方雕版印制人员交流，也被拒绝。中苏两方人员的会晤被安排在造币厂的办公室进行，相关意见由参与会晤人员向造币厂技术人员传达。中方人员进不去，苏方造币厂的技术人员也出不来，这样造成沟通很不畅达。
人民币的雕版和印制是一个十分细致的活，更是个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工作。制版不能有丝毫偏差。苏方的制版与中方的设计方案差别较大。周令钊多次向苏方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苏方虽然改了，但依然存在遗憾。
因工作关系，周令钊在莫斯科待了8个月。他的党组织关系临时转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党组织。驻苏大使张闻天是周令钊的姨父，所在党支部书记刘英是他姨妈。
人民币的设计和印制工作是国家的重大保密任务，组织上交代与局外的任何人包括亲友都不能说。因此，周令钊在莫斯科始终未去认亲，直到回国后才与姨夫、姨妈有往来。
1953年9月，1.6亿张3元券应中方要求提前4个月印制完毕。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交接时警卫森严。为慎重起见，交货都在白天进行，以防不测。交货后，全副武装押运至北京。
1954年7月5日，苏联木材公司经理在印装好的5元券人民币即将启运时，向中国驻苏联使馆函报：“承印3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就95万张，因数额巨大，故建议仍运交你方。”对于这批擅自印制的3元券，使馆向中央报告后很快答复同意“运交我方”。
后来被人称作“苏三币”的3元券人民币和其他新版人民币一道开始进入中国社会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逐渐出现裂痕。1959年中国国庆节前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受邀来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这次来华，赫鲁晓夫企图进一步说服毛泽东，要在中国海南岛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报中心和一座远程通信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长波电台)以及联合舰队，毛泽东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1960年7月，苏联召回在华专家1390名，撕毁协议600多项，两国的关系迅速恶化。
苏联政府在撕毁援华协议、撤走援华专家的同时，还中止了代印人民币的工作，并停止向中国提供印钞纸和印钞设备，使我国人民币的印制出现了暂时困难。
1962年7月至1964年5月，中国政府向苏方陆续索回了代印人民币的资料，实际终止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从此，中国加大研发独立自主印制人民币工作的力度，不久便掌握了印制高质量人民币的技术。
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3元、5元和10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
节选自《亲历中国100年——周令钊传》一书。
周令钊先生是老一辈画家中典型的“多面手”……是中国美术教育的一代名师。
——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艺术家）
周令钊先生的艺术经历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演进史的鲜活例证……
——潘公凯（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
教授、艺术家）
有哪一位艺术家如他那样，涉猎了难以想象的广泛而多样的领域；有哪一位画家如他那样，完成难以数计的或为重大或为平凡的艺术项目的创造，却都能达到至精至善；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在战争年代，在实际工作中，在神不知鬼不觉间完成了智慧和功力的积累与冶炼，成就了一代大才； 有多少人能如他那样，人民需要就是他无休止探求的动力，不停地劳作是他终生的快乐； 又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获得令人羡慕的63年相偕相助、相敬相亲的美满爱情……
——侯一民（中央美术学院原副院长、
教授、艺术家）
周令钊先生即将百岁期颐，他的才华，他的品格，都值得我深情一跪。他对学生创作教学上的毫无保留，也深深影响了我日后对待学生的态度……中华文化自1919年五四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周令钊先生作为文化艺术的见证者、传承者和实践者，为百年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韩美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研究员、艺术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60年间，周令钊先生所做出的业绩和贡献，可以说，迄今为止在中国现代美术设计界都是无与伦比的！然而，由于当时社会历史观对个人价值“淡化处理”的原因，这些作品的设计师、总导演，不被署名，也不被宣传介绍，从而未能被广大民众包括美术界所了解。当然另一方面，由于周令钊先生一生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一贯谦逊豁达，不争个人名利思想作风的原因，使他和上述这些极其重要设计的成就鲜为人知！
——孙景波（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原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艺术家）
周令钊先生不但是杰出的画家和设计美术家，而且按现今时兴的称谓说，又是“公共艺术家”的先驱……他是我们美术界资深的劳动模范与创作教研功臣。他还开创出一种平面装饰图像语言体系，完全可以名之曰中国现代的“周家样”，具有广泛的影响……
——钟涵（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艺术家）
母亲的哥哥周令钊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画家、设计大家，做了大量重大的设计项目——“国家形象”设计……他为人低调，不追名逐利。我从小受到周令钊先生和她的夫人陈若菊先生艺术的熏陶，看他们创作，耳濡目染，言传身教，自自然然使我对艺术有了比较好的认识和了解，他们对我走上艺术道路的影响太大了。
——王受之（中国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原院长、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
艺术与设计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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