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合同纠纷案件，对方当事人反复在强调本案是一个合同解释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在对案件进行错误定位，企图影响裁判思路。
合同解释的前提是，合同的约定不清晰、步明确、有歧义。这才是适用合同解释原则的前提。并且，合同解释的一个最基本、最优先的适用原则，也是文义解释原则，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用的是“词句”一词，“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所以，依我看，词句的字面解释，不仅是优先适用的原则，更为重要的是进行合同解释的前提。如果合同约定清晰明了，一方当事人篡改合同本义，试图对一份不需要解释的合同进行解释，这显然是违背立法原义的。
根据民法典四百六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确立的合同解释规则，结合学理，合同解释规则包括：字面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不利解释。
字面解释，也就是文义解释。合同是合同签订各方的“法锁”，既然签订了，就应当遵守，在合同字面上并无歧义的前提下，就不应当对合同作解释。尊重合同约定、严守合同义务，是人民法院审理合同案件的裁判立场。
当合同字面出现歧义时，“瞻前顾后的”整体理解合同的约定，就是体系解释。体系解释不是不尊重合同的字面含义，而是因为合同字面出现了歧义，仅仅遵守合同约定已经无法正常履行，此时其它解释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日常民事、商事行动的集中体现，自然受日常生活习惯、商事习惯的调整、影响和规范。因此对有歧义的合同进行解释时，习惯自然起到填补字面文义漏洞的作用。
诚信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主体行事的当然准则，以此来解释具有歧义的合同，利于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
不利解释，是指当合同发生争议时，应当作出不利于出具合同文本一方的解释。这在于强调对合同弱势一方的倾向性保护。但是，在更多的民商事案件中，合同的起草、讨论、确定往往经过合同各方的多轮磋商、讨论。在我看来，经过充分讨论而订立的合同，当发生争议时，不再具备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基础。
我有一种感觉，当前诉讼案件涉及的绝大多数合同，均不涉及解释的问题，因为随着民事主体法律意识的增强，绝大部分合同均经过专业人士的把关，因此很少存在文义不清、有歧义的问题。但在庭审活动中，当某一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或要求对合同进行解释时，往往说明这一方打算违约或者已经违约了。我们常常借着解释合同的名义来违反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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