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君子行中庸之道而忧道不忧贫。
中庸之道使得君子不激不厉，修己敬人。“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君子文质彬彬而言行一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对人格的清贫自守和对社会修己安人的态度，正是孔子的君子理想的集中体现。
其二，君子责己宽人，群而不党。
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要求出发，孔子强调君子的风范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种“不以人废言”，“患不知人”的谦诚态度，以及有傲骨（“矜”）而无傲态（“不争”）不拉帮结派（“不党”）的倡导，有着相当的实践理性意义。在孔子那里，责己宽人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对人生自我升华的要求：“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当然，这种“无友不如己”和遗憾死后无名的思想，是不能加以绝对化的。
其三，君子博学慎思，三思而后行。
在学术思想方法上，孔子强调：“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种对“大道”的体认向往，对“学以致其道”的内在要求，使得孔子言述往往成为一种激励志士仁人的思想。同样，他对思维的多层辩证总结，对人生不同阶段欲望的戒备，在今天仍有着思想的光彩：“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君子当积极入世，“学而有则仕，仕而优则学”，秉持这种踏实进取的精神，使自己能为社会所用。
其四，与小人相对立的君子风格。
孔子出于远大的入世理想，坚执不同于凡俗的坚韧与执着，强调君子的自强不息精神和超迈人格，使得君子个性在日常人伦中注入了超越性因素，从而在“君子”与“小人”的对立中，显示出君子的精神魅力：“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者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这种对“君子”人格的严格要求和高度评价，不仅成为中国文化中人格内修的基本要素，而且成为社会人伦关系中知识群体品格升华的基本纲领。
百年国学，沧海桑田；沉浮升降，几盛几衰。国学之知识，不可不知；国学之魅力，不可不悟；国学之精髓，不可不察。学国学，可明得失、鉴是非、知兴替、辨善恶，提高人文修养和德性素养。为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学国学，特建此公共平台，旨在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对国学的温情、敬意、尊重和认同，知古鉴今，温故知新，彰往察来，见微知著，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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