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存 父亲牺牲前后

张改莲 讲述 郝俊峰 整理

　　七十年前，毛主席号召根据地干部南下开辟新区，父亲与所有的革命前辈一样积极响应，一如既往加入南下的序列，随军转战大别山。面对大别山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父亲他们没有一丝怨言，凭着对党忠诚的坚强意志，不仅要挑战极限，还要时时防范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与敌机的狂轰烂炸。最终，父亲他未能幸运的走出大别山，而是用他生命的最后一滴血染红了大别山的杜鹃，谱写出一曲革命英烈的悲壮之歌。

　　父亲李华堂，1917年出生于武乡县洪水镇苏峪村蔡家豁，一个殷实的小康之家。曾祖父李发、祖父李玉林在村经营着四座瓦窑，祖父膝下有三子，长子贵堂，三子三堂，我父亲是祖父的次子。父亲从小好学，天资聪颖，深受祖父器重，在父亲七八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后考入设在蟠龙的奶奶凹高小，民国二十五年武乡简易师范毕业后，被政府分配回村担任乡村教师。抗战爆发后，父亲积极参加革命，并在其好友郝协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为教育战线的隐蔽党员。1941年，父亲根据组织需要调离苏峪，到洪水西部的西沟村任教，利用其教师的合法身份，开展这一带山区的党建工作。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内，父亲与我的母亲武春花从相知相识到相爱相恋，最终，她们踏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的结合在一起。1945年，抗战胜利后，组织调父亲到区政府负责文秘工作，直到两年后南下。期间，父亲为统计抗战八年各村的伤亡情况，走遍了洪水的山山水水，走访了饱受战乱的老区人民，取得第一手资料并保存入档。1947年6月，父亲奉命随县委书记姜一南下，从此再也未能与她的父兄妻女相聚。

　　父亲南下走的时候，我还尚在襁褓之中，对他没有一丁点印象，只是在我成人长大后，才从祖父、母亲等亲人口中得知了生父的一些信息，但也还是残缺不全，很难全面系统的诠释父亲短暂的一生。记得母亲常对我说:“哪个时候呀，刚刚喝了你的满月酒，你爹他匆匆忙忙回到家，对我说组织让他南下，其实他当时很不想走，想留下来照顾我们母女。可我对他说你是有组织的人，应该听从党的召唤，岂能贪图享受儿女私情而置组织不顾呢?就这样，你爹他两行热泪直流而下，依依不舍消失在南下的烽烟里。如果当时我把他留下来，他就不会死，都是我的错，是我害死了他呀……。”母亲在自责中抑郁而逝，死的时候还不足五十岁。其实错的不是母亲，错的是那个颠倒是非的世道，错的是那个引发战火的蒋家王朝。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很快全国也解放了，那些为中国革命牺牲的英烈们也该入土为安了。时间一晃到了1953年，母亲焦虑万分，每日里翘首期盼望夫归，以泪洗面伴幼女，整整六年，父亲是死是活始终没有一点音讯。就在母亲苦苦的坚守，苦苦的等待之时，竟遭受祖父无情的一击，让她改嫁。母亲执意不从，被迫搬离父亲的家。直到我18岁的时候，母亲说:“你抽空回苏峪看看你爷爷哇!”从此我才知道我还有个祖父，还有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父亲。在祖父的堂屋里，祖父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对我说:“这个就是你从未谋面的爸爸。”随后他又翻出一张1957年颁发的中央人民政府烈士证书，看着这些关于父亲的遗物，血浓于水的亲情瞬间将我击溃，在祖父的怀中顿时嚎啕大哭起来。自从知道父亲的事迹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95年的一天，我接到堂姐焕莲的电话，她说咱三叔不在了，约我同回苏峪村奔丧。在三叔的丧礼上，堂弟天鹏亲手将三叔保存多年的有关我父亲的资料交给了我。在这些资料里一封信件引起我的注意，当即拆开一阅，才知道这是时任湖北省黄冈地委书记姜一(我父亲南下的带队人)于1957年给我祖父李玉林寄来的证明信，信中提到我父亲牺牲时的大概情况，直到此时，我才明白，父亲早在我还在襁褓之时就已为民族的解放大业血洒异乡了，放在我心头多年的父亲之死之谜，终于找到了答案。同天，我将父亲的遗照放大，连同他生前用过的遗物，在祖父的脚底下为他建了个衣冠冢，也算是圆了我这个做女儿的一个心愿，让他近五十年的孤魂从此后不再漂泊。

　　2014年，国家换发新的烈士证明书，我赫然地在亲属关系一栏写下，女儿张改莲。我自豪，我是烈士的后代，因此，我常常教育我的子女、孙子女，做人就要做你姥爷那样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最近，我听说县政府已分几批在长乐一带集中安葬烈士，如果有可能我将会把父亲的阴魂移到那里安葬，我想天国的那片净土才是父亲最好的归宿。

　　今年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七十个年头，也是我父亲牺牲七十周年的纪念日。仅以此小文，聊表我对父亲这七十年来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