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论书绝句29：
江表巍然真逸铭，迢迢鲁郡的同声。
浮天鹤响禽鱼乐，大化无方四海行。
这首诗是启功先生在点评《张猛龙碑》和《瘗鹤铭》，《瘗鹤铭》是南朝时在江南的镇江焦山上的石刻书法作品，是非常著名的摩崖石刻。
内容是一位隐士为一只死去的鹤所撰的纪念文字，而书者则迷雾团团，有人说是王羲之所书，因为镇江是王羲之妻子的娘家；也有人说是南朝道教首领陶弘景所书，具体是谁写的，现在无从考证。
《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是与《瘗鹤铭》几乎一个时代的作品，在“鲁郡”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两个碑分别在南北方，但是书法风格却相差不大。
此诗启功先生也写了自注，看一下自注，我们就能更加明白此诗的意义了：
张猛龙碑书势与瘗鹤铭同调，文有“禽鱼自安”及“鹤响难留”之句。
梁刻瘗鹤铭在镇江焦山，魏刻张猛龙碑在山东曲阜，书碑时正两政治集团对峙，“岛夷”、“索虏”讦詈不休之时，而书风文笔，并未以长江天堑有所隔阂。乃知中华文化，容或有地区小异，终不影响神州之大同也。
上文的自注中，启功先生说了，《张猛龙碑》与《瘗鹤铭》同调，是因为《张猛龙碑》碑文内容有“禽鱼自安”及“鹤响难留”的句子，文风与《瘗鹤铭》也相似。
南朝梁刻的《瘗鹤铭》在镇江焦山，魏刻《张猛龙碑》在山东曲阜，书碑的时候两个政治集团正在对峙，双方互相攻击责骂对方。北方人对南朝人蔑称“岛夷”，而南方的政治集团则蔑称北方留辫子的少数民族为“索虏”。
当时南北双方已长江天险隔断，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南北双方的书法风格、文章风格并没有像天堑那样巨大的差异。因此，启功先生感叹，中国的文化，区域之间或许有小的不同，但最终不会影响神州大地文化的大同。
这也解释了此诗的后两句“浮天鹤响禽鱼乐，大化无方四海行”，由此也可见启先生的诗文功夫和智慧。
在后面的自注中，启功先生详细点评了《瘗鹤铭》：
自拓本观之，瘗鹤铭水激沙砻，锋颖全秃，与张猛龙碑之点画方严，一若绝无似处者。自书体结构观之，两刻相重之字若鹤字、禽字、浮字、天字等等，即或偏旁微有别构，而体势毫无差异。乃知南北书派，即使有所不同，固非有鸿沟之判者。今敦煌出现六朝写经墨迹，南北经生遗迹不少，并未见泾渭之分，乃知阮元做“南北书派论”，多见其辞费耳。
《瘗鹤铭》本来是在镇江焦山的崖壁上，但是北宋末年的时候被雷击中，于是崩落江中，碎成了五块。平时这五块石头没于江水中，等到水枯的时候才能见到。直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曾任江宁、苏州知府的陈鹏年募集工匠，历时三个月将《瘗鹤铭》的残石从江中捞出。后来，残石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被移到山上的寺院里，并且建了一个亭子加以保护。
《瘗鹤铭》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书法石刻中的精品。为隋唐以来楷书典范之一，被历代书家推为“大字之祖”。
北宋书法家黄庭坚：曰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又：大字无过《瘗鹤铭》，小字无过《遗教经》。
北宋文人苏舜钦：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存瘗鹤铭，潇洒集仙来作记，风流太守为开亭。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藓尚青，我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沉冥。
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寥寥乎数十字之仅存，而兼赅上下数千年之字学。
因为《瘗鹤铭》如此珍贵，所以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多次上山搜寻此石，寺中僧侣为了保护国宝，将碑石偷偷埋于地下，才免遭一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合五块石头于一起，砌入墙壁中。
《瘗鹤铭》为大字摩崖，原刻写于江苏镇江焦山西麓的崖壁上。北宋末年被雷击崩落而坠江中，碎为五块，平时没入水中，至水枯时方能见到。据《焦山志》载， 《瘗鹤铭》铭文原来有一百六十多字。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冬，曾任江宁、苏州知府的陈鹏年募工，历时三月，起《瘗鹤铭》残石于江中，清理剔垢得铭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损缺。”原碑残石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被移置寺壁间，建亭加以保护。
所以，《瘗鹤铭》的拓本分为水前本和水后本，水前本因为捶拓不易，如今也是之字片纸，而且视若珍宝。水后本则像启功先生自注中所说，因为在水底江流的冲击，已经锋颖全无。
因此，猛一看，《瘗鹤铭》的“秃”与《张猛龙碑》的点画方严看起来完全不似。但是如果从书体的结构上看，两个石刻有相同的字，如鹤字、禽字、浮字、天字等等，即使偏旁部首略有微差，但是字的体势并没有什么差异。
因此，启功先生感慨，有人说书法有南北书派之分，现在看来就算有所不同，也并非如长江天堑鸿沟般那么大。从现今出土的六朝敦煌写经墨迹来看，南北经生的遗迹不少，书法风格上并没有所谓的泾渭分明。
这里启功先生在反驳清学者阮元的一个书学观点，阮元曾经著书《南北书派论》，说书法历史上有南北派之分。
启功先生通过《张猛龙碑》和《瘗鹤铭》南北二碑进行对比分析，认为阮元的“南北书派说”并没有什么根据，完全就是白费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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