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品、由欧阳中石先生担纲编写的《中国魏书名帖精华》，把“二爨”（爨宝子、爨龙颜碑）和《嵩高灵庙碑》排在了前三品的位置上，我赞成这样的排序。
严格意义上讲魏碑，这三块碑，尤其是《二爨》，不能够名正言顺地称为魏碑。
《爨宝子》是云南刻石之宝，镌刻于东晋晚期的公元405年，其时成熟的魏碑体尚未出现，甚至于“魏碑”的名称也不会有。北魏那时刚建都平城（398年），魏体碑楷处在孕育、积淀之中。大多学者认为，自北魏494年迁都洛阳之后，草原文化、蛮荒雄风与中原文化、黄河文明经过一番碰撞、融汇之后，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体楷书面世，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正统魏碑，或称魏体楷书。正如大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这就是北朝魏碑之产生的大致脉络。由是观，《爨宝子》似乎不能算作魏碑吧！
《爨龙颜碑》，刘宋大明二年（458）九月立，仍在云南边塞。这块比《爨宝子碑》晚了五十三年的碑刻，形制体格硕大，长338厘、宽146厘米；文字多，碑的阳阴面双刻，一千多字；声誉隆，从出土伊始，就被阮元称为“云南第一古石”（比它时间早的爨宝子出土晚），清代其它专家学者评价很高，之后一直盛名不衰；气魄不凡，雄浑壮伟，庄严肃穆，清明刚正，堪比《大开通》、《瘗鹤铭》。但由于刻石区域属于南朝，刻的时间比龙门二十品早了四十多年，往往与北魏诸名品不够衔接，称为魏碑也有点不太精准。
至于《嵩高灵庙碑》，北魏太和二年（456）刻石，又在中原腹地嵩山，由道士寇谦之所立，当为北碑、魏碑无疑。但年代离魏碑成熟期早了几十年，书法上呈现曹魏、晋代风格特征明显，处在楷、隶融合之际，可称是魏碑的“初始阶段”！
“三碑”明显带有楷书的成分。汉代承继先朝隶、篆书体，汉晋又创行草（今草），同时又孕育着楷书。东晋末期与南北朝初期相继出现的“二爨”与“嵩高灵庙碑”，楷书成分占比较重，应是带有隶意痕迹的初始楷书。楷书的线质、结体已很明显，基本符合横平竖直、方正工稳、体势和谐的楷书法则。楷书自汉代到南北朝，先后酝酿几百年，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楷书书体。此后又相继出现隋、唐楷书，最终完成楷书的成熟定型，进入了中国书法五体的行列。
“三碑”气息高古，骨力雄强，形态拙朴，结构险峻，气势雄浑，宽博舒展等等，这些基本特征，起到了示范效应。魏碑完全承继，演变有迹，在此基础上也有创新，直至催生新体，凸显出“三碑”的先行之功。一千多载，此“三碑”古、重、精、雄，笔法淳厚古朴，刀法棱角分明，线条斩钉截铁，结体稳固沉雄，以碑刻“重镇”享誉千载，无论是学者士人，亦或研书普通民众，均心生仰慕之心，足见“三碑”之影响。
“三碑” 结体欹侧，奇姿异态，风格迥异，承篆隶之错变，开楷则之领先，为丰富生动的魏碑新体的诞生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三碑”大体风貌相似，但又各有妙处，各领风骚。《爨宝子》的气息高古，结体奇逸，变化多端，敦厚雄浑，乃方笔之极轨，千古之绝唱！《爨龙颜》则与《爨宝子》相媲美，与之可称为“兄弟篇”，方峻劲利，结体多姿，灵动活泛，工稳厚重，实不输宝子也！而《嵩高灵庙碑》，带“二爨”之身形，挾嵩山之雄姿，憨厚拙趣，古意盎然，朴实生动，把中原的钟灵毓秀集于一身。伟哉壮哉灵哉的“三碑”，洋洋洒洒，气象万千。后起之秀的魏碑，怎能不受其影响！
至于在整个书法历史链条中，诸种书体的诞生，都经过了漫长的生成过程。《三碑》能够横空出世，也是先朝书法一代代积累以至渐变的过程。甲骨金文秦篆汉隶诸体，孕育着魏碑的生成、完善与成熟。不经意间，这三碑成为了魏碑的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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