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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可愕 一寓于书——以《肚痛帖》为例谈张旭狂草之情感与形式

文◎王延智

狂草是草书中最为放纵、最为变化莫测者, 亦是书法中最适合主体情感抒发者。狂草之书写以主体情志之表达为主, 但又有笔墨技巧形式语言之内在规定, 绝非歇斯底里地胡写一通。那么, 情感与形式就成为我们探讨狂草、欣赏狂草不可或缺的话题, 而在历来狂草书家中, 张旭是划时代之巨匠, 具有历史典范意义。

张旭《肚痛帖》局部(一)

张旭 (约675—759) , 字伯高, 吴郡 (今江苏苏州) 人。官左率府长史, 世称“张长史”。张旭是晋唐士族文化形态中的杰出人物, 其母陆氏为初唐名书家陆柬之侄女、虞世南外孙女, 其堂舅陆彦远、表兄弟陆景荣皆善书, 有名于当世。张旭嗜酒好饮, 与贺知章、李白、汝阳王等为“酒中八仙”。因情性癫狂, 脱帽露顶, 醉中以头濡墨作书, 后人谑称“张颠”。张旭工诗书, 诗以七绝见长, 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并称“吴中四士”;楷书颇精能, 尤以草书名世, 世称“草圣”, 与怀素并称“颠张醉素”。唐文宗诏以张旭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并称“三绝”。张旭雄放之书风一如其豪迈之襟怀。唐代窦臮曰:“张长史则酒酣不羁, 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 挥笔而气有馀兴。”并非夸诞虚可之词。

一般认为, 张旭书学二王, 其草书则继承张芝一脉, 得力于王献之尤多。蔡希综云:“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在传为张旭的诸多狂草书帖中, 《肚痛帖》 之争议相对较少。而且这件作品是张旭狂草艺术体系中的一件经典作品, 亦是草书“质” (情志、情感) 与“文” (形式、技巧) 相一的典范之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张旭草书是其主体情志之物化, 其草书艺术语言因主体情志而变化相生, 其主体情志则以草书艺术语言之变化而呈现, 可谓“文因质生, 质待文彰”。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曰:

往时张旭善草书, 不治他技。喜怒窘穷, 忧悲愉佚, 怨恨思慕, 酣醉无聊不平, 有动于心, 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 见山水崖谷, 鸟兽虫鱼, 草木之花实, 日月列星, 风雨水火, 雷霆霹雳, 歌舞战斗, 天地事物之变, 可喜可愕, 一寓于书:故旭之书, 变动犹鬼神, 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 而名后世。

张旭《肚痛帖》局部(二)

韩愈此文是解读张旭草书情感与形式的著名文献。张旭之才性均寄寓在草书艺术中, 韩愈指出张旭“不治他技”, 即可见其于草书艺术所下功夫之精纯专一。这一点十分关键, 指明了张旭草书表情达意是建立在技艺精熟之基础上的。历来不乏批评家批评当时凡夫俗子只见草书狂怪之相, 而不知其中关捩。故黄伯思曰:“观旭书尚其怪而不知其入规矩, 读庄子知其旷而不知其入律, 皆非二子之钟期。”韩愈无疑是张旭的知音。当然, 韩愈若仅仅看到张旭草书技术性手段之锤炼, 尚不足以称之为张旭的钟子期。更为重要的是, 韩愈看到了张旭草书艺术“变动犹鬼神, 不可端倪”之关键——“可喜可愕, 一寓于书”, 亦即草书之“情”。也就是说, 张旭是将自己“喜怒窘穷, 忧悲愉佚, 怨恨思慕”等动之于心的一切情感都寄寓在草书艺术之中。并且, 张旭又擅长观察世间万物之华彩, 体味天地万物之变化, 由此所生成的一切情感也都寄寓在草书艺术中。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张旭的草书之“文”就有了“质”的支撑, 从而不再拘泥于前贤固有之姿态华彩, 而是形成了自己变动不居的草书艺术形式语言。苏轼云:“长史草书, 颓然天放, 略有点画处, 而意态自足, 号为神逸。”所谓“意态”, 即草书点画所传达之神情姿态, 而这也恰恰说明了张旭草书虽放任自然, 却能笔笔到位。

那么, 《肚痛帖》在一定意义上可谓“可喜可愕, 一寓于书”的作品, 创作主体讲述了“肚痛”及进药之情况, 草书之形式语言亦随之而波澜起伏。起首三字用笔甚重, 字字独立, 进而点画上下牵动, 连绵不已, 舒卷翻腾, 屈伸奔逸, 行笔至最后两行则大开大合, 如疾风骤雨, 势不可当, 痛快淋漓。这种变化莫测的体势之开合、意态之变动正是草书艺术的特质, 这也不是其他书体所具备者。纵然如此, 但这件作品每一笔仍旧起讫分明, 干净利落, 精妙绝伦, 这是一种训练极为精熟方能达到的效果。刘熙载云:“草书之笔画, 要无一可移入他书, 而他书之笔意, 草书却要无所不悟。”由此可见, 草书之笔墨技巧是需要含蕴其他诸体书法之笔意的, 这也是其能变化自如的原因之一。基于草书的这种特征, 草书的笔墨形式语言则可以随着创作主体情感之变化而变化, 从而进入自由之境界。比如这件作品全篇凡三十字, 而最后七字在整体章法上占据了几近二分之一的空间, 有摄人心魄的力量, 但通篇又和谐自然, 令人叹赏不已。

张旭《肚痛帖》局部(三)

如果说“情”是张旭草书之主体根源, 那么, “道”就是张旭草书之技艺根源。宋代董逌认为:“百技原于道, 惟致一则精复神化, 此进乎道也。世既以道与技分矣, 则一涉技能便不复知其要妙, 此岂托于事, 游泳乎道者耶?张旭于书则进乎技者也, 可以语此矣。”“按, 进者, 超过之谓也。”董逌可谓一语中的。如果仅仅是技术性锤炼, 把“技”凌驾于“道”之上, 使“技”与“道”分离, 则往往不能知其精深绝妙, 更遑论涵泳于“道”了。那么, 张旭在书法上则是涵泳于“道”而超越“技”的, 那么, 他下笔游刃有余, 变化莫测而矩矱自然, 正是“道”作为内在支撑的。

情志激扬却又法度精当, 张旭草书艺术之情感与形式的张力往往见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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