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吴冠中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清华大学、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联合策划和举办了以“美育人生”为主题的大展,除了展出吴先生各个阶段的优秀作品以外,还呈现出许多相关文献、图片、文章、手稿和画具等。共展出吴冠中先生的画作111幅,分别来自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分三个单元。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如火如荼,各行业都在忙着迎接“千禧年”的到来,但中国文学发展相对滞后,《文艺报》的日子更是难过。金坚范同志接任总编辑以后,社委会决定打破原有的建制和格局,把原来的周三刊变成三个周刊编辑部,各自开展编辑业务,以尝试探索推动《文艺报》的改革。那时,我当总编室主任,在社里公布决定时,我还在外出差。总编室副主任陈新民打电话告诉我说,社委会要求总编室也承担起编辑一个周刊的任务。我、陈新民、颜慧从总编室出来,加上副刊部出来的胡殷红,理论部出来的熊元义,后来又加入了新毕业的纳杨,组成了新的周刊编辑部。刊名大家起了很久,还是受到陈新民的启发。他主张起名字要像美术里的人物一样挺立起来,于是就有了“作家论坛”这个名字,颇为响亮,也有形象感。更为重要的是,顺着他这个思路,大家在讨论中形成了新的编辑思想。我们决定,“作家论坛”将以作家艺术家讨论社会性话题、干预现实性问题为主要内容,以突出文化人物专访为特色,看看能不能闯出一条路子来。这些内容和特色,都是当时编辑业务的弱项与短板。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坚守《文艺报》这个阵地,别让《文艺报》的魂散了。“作家论坛”时期,大家群策群力,搞了好多策划案,出了许多好选题,团结了许多作家、美术家、评论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开始有了一些影响。我们还经常要策划一些研讨会,争取得到一些资助。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的,但大家工作热情很高,很有精气神,有不少选题策划做得很出色。最值得一说的,还是围绕实现专访吴冠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策划。2000年前后,吴冠中先生发表了不少美术方面的见解,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1月6日,美术评论家陈履生用江洲的笔名在“艺术周刊”发表题为《断线的风筝——我看吴冠中先生用彩墨画在宣纸上的画》一文。紧接着,陈履生又在“艺术周刊”发表《与吴冠中先生商榷》一文。这本是正常的文艺评论,但此后却被媒体和部分读者严重误解。这件事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作家论坛”的注意,等我们着手准备对吴冠中先生进行人物专访遭拒绝的时候,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履生来编辑部看陈新民,正好我也在。陈履生对社会文化很有研究,我们趁机让他给我们写专栏,一周后开始发他的文章,以后他每周都及时到稿,一直坚持了好多年。那时,“作家论坛”有两个专栏文章引起读者的注意,一个是我的文学时评,一个就是陈履生的专栏。我的时评随着“作家论坛”结束就结束了,他的专栏还一直在开。据我所知在中国,几乎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为一份报纸连续写20年专栏。这也算是创造了中国媒体史上的一个经典数据。每次签发陈履生的文章,我想的都是我们的记者怎样才能专访到吴冠中先生。后来我们了解到,社会对吴先生的任何反映,都会挑动“工美”方面敏感的神经。实际上,“工美”方面对陈履生文章的不认同正在转化成对陈履生个人的不满。于是,我们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采访吴先生,而是要让“工美”的同志认识陈履生,认识到他是一个优秀的评论家,而不是麻烦制造者,要把“工美”方面的看法扭到学术争论的思维框架上来,消除一些个人意气。最好也是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能读到陈履生的文章,了解陈履生的思想和水平。不久以后,陈新民通过美术界的朋友带来了“工美”对陈履生的评价。他们认为,尽管不支持陈履生对吴先生的观点,但承认陈履生的文章有思想有高度,现实针对性强,能抓住美术界的大问题进行评论,是好文章。我听了非常高兴,心里感谢这些有良知有学识的“工美”专家。他们认可了陈履生,情况就会朝好的方向转。正好有个机会被我们抓住。工艺美院正在准备给自己的老院长常沙娜庆生,让当时还是年轻记者的颜慧顶上去。她曾在美术界工作过,人头很熟,也重视这个专访,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我们又反复修改了采访提纲,重点让她讲讲父亲常书鸿当年保护抢救敦煌的故事。文章上版时,陈新民精心选了常沙娜少女年代的一张非常美丽的照片放大,我起了题目:《做敦煌的女儿》。这篇专访出来后相当轰动,常沙娜接到无数电话,其他媒体不断转载,美术界都赞扬,“工美”也感谢《文艺报》。颜慧一举成名,她很快又专访到另一位“敦煌的女儿”,敦煌博物院的院长樊锦诗。这位一生都在敦煌工作的大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严重被破坏表示了深刻的忧虑。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破坏文化就是丧失民族灵魂。我们把她的思想通过专访报道出来,也算有一点文化责任心。和“工美”关系理顺后,工作开展就顺利多了。他们非常支持《文艺报》专访吴先生,不断和吴先生沟通、做工作,为我们的专访排除障碍,创造条件。专访的时机正在到来。这个时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翟墨先生来编辑部做客。他是吴冠中研究专家,写过吴先生的传记,是吴先生信任的学者。他对吴先生研究很深,自然对最近关于吴先生艺术观点的一些讨论很关心,想给《文艺报》写点东西,谈谈看法。我们建议他不介入这场笔墨混战,而是正面评论吴先生的美术思想观点,帮助读者更全面更深刻认识到一个艺术大师的创新意识和文化价值。很快,这篇文章以《吴冠中四题》为题目发表出来了。翟墨也来电话说《文艺报》的文章吴先生看了很高兴,同意接受专访。这是“作家论坛”成立以来最大的喜讯,所有的人都非常兴奋。事实表明,采访中吴先生显示了一个大艺术家的风范和思想境界,没有过多纠缠于眼下的争议,而是重点谈时代、现实、人生、艺术、美学和创作。看似漫谈,却也能突出主题。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他对《文艺报》和陈履生先生的误解已经消除了。文章上版后,我起了一个朴实的题目:《我就这么想,这么说,这么做》。这篇专访恰逢其时,引导着学术讨论的正确方向,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影响,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论坛”来说,这是对团队合作精神和选题策划的一次重要检验。这次专访以后,“作家论坛”编辑的思路空间就完全打开了,也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吴冠中《灯下人》 1999年 布面油画 80cm×65cm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吴冠中《藏民青年》 1961年 纸本油画 36cm×28cm 中国美术馆藏本文原标题为《一次特殊的专访》,原载《文艺报》2019年09月18日。现标题为编者所加。谨此向张陵先生致谢。张陵先生为《文艺报》原副总编辑,作家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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