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 山
鸟虫书曾是“秦书八体”“新莽六体”之一的官方认定书体，后世却式微不振。魏晋及之后，鸟虫书少见，偶有史书记载，评价也逐步走低。当代篆刻作品中，虽有鸟虫篆印，但也是非主流；一些人用毛笔写的鸟虫书（花鸟字）更是被人认为是不入流、为“俗书”，甚至被人认为是“江湖书法”。这种地位的演变是如何发生的？笔者试作以下分析：
鸟虫书，是指在汉字中嵌加一些具象或抽象的鸟、虫等动物图形的装饰元素而形成的特殊书体。历史上有鸟书、虫书、鸟虫书、凤书等多种称呼。因为鸟也称羽虫，鸟书实际上也称为虫书。虽有细微区别，但同一件器皿中鸟形、虫形等混搭是普遍现象。一般认为，虫书、鸟书、鸟虫书及其他凤书之类在历代书论阐释中指代的都是同一类书体。
鸟虫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吴、越、楚、蔡、宋等地。鸟虫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指在篆书的点画间增加鸟兽图案或是盘曲笔画，使之类似某种动物图形的书体，曾在汉末之前流行一时，又称鸟虫篆，主要用在铭旌或符节印章上。广义的鸟虫书，则包括隋唐以后使用鸟头或其它动物的形象入字，运用于隶、行、楷等书体上带有图画性质的书写。后者如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是以飞白隶书为基础，加上了具象鸟形。近世至今民间流传的花鸟字，主要是民间艺人用花鸟甚至山川的图案组成汉字，字体多为楷书。本文取广义鸟虫书，以探讨这种书画杂糅书体的情况。
容庚先生把商代玄妇方罍上的文字作为最早的鸟虫书，但学术界对此有争议，认为甲骨金文中个别字附有鸟形符号，和真正作为系统书体的鸟虫书出现是有区别的。
图1 春秋楚国王子午鼎铭文拓片（局部）
可以确定为鸟虫篆、较早出现的，如春秋楚国王子午鼎铭文（图1）和越王勾践剑铭文“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图2）。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楚、蔡、宋、吴、越等国盛行鸟书、凤书、龙书等，一直延续到秦代。鸟虫篆从青铜器上的神秘纹饰发展到汉代印章上的文字，早期是作为龙凤纹饰对王权神明的崇拜，后来则更多是一种审美取向。
图2 越王勾践剑铭文
鸟虫书在秦汉时期有其官方认可地位，“秦书八体”中就包括虫书。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曰：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丛文俊先生认为，“秦书八体”可能是汉人在秦代书体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用途而增改命名的，秦人并没有这么明确地规定。但有秦一代，鸟虫书盛行是确定无疑的。
“新莽六书”指西汉末年王莽时期提倡复古而倡行的六体书，包括：古文（即六国古文）、奇字（一说是大篆）、篆书（秦篆）、佐书（隶书）、缪篆（即摹印篆，王莽后改名）、鸟虫书（主要用在旗帜、符节上）。
东汉后期鸟虫书迎来其高光时刻。汉灵帝于光和元年（178年）设立鸿都门学，召集了一批擅长文赋尺牍和鸟虫书的人，鸿都门学被后世誉为中国“最早的文学艺术大学”。汉灵帝用之以和士大夫控制的太学对垒，鸟虫书家甚至被授以官职。以书法闻名的蔡邕上书汉灵帝说“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尚书令阳球也上奏请求灵帝“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士大夫认为通过献辞赋和写鸟虫书即可入仕，“非以教化取仕之本”，实际上是想夺回他们垄断的文化、教育和取仕的特权。
鸿都门学由于汉灵帝治下的黄巾军起义，随着汉王朝的衰亡而结束，此期鸟虫书的地位似乎受到沉重打击。鸿都门学的书家对后世影响不大，只有擅长八分书的师宜官和梁鹄两人书法史有载，其他善鸟虫书的连名字都没能流传下来。所以，鸟虫书也不再是常见书体。
但这种以画入书，设计感和制作感很强的书体，在后世仍偶有余韵。南北朝时，北朝书家王愔著有《古今文字志目》，原文早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说：“未见此书，唯见其目，今具录其目。”上卷古书三十六种，包括了虫篆、凤书、鱼书、龙书、麒麟书、龟书、蛇书等。
宋陈思《书小史》称南朝梁庾元威“善虫篆及杂体书”。庾元威曾为正阶侯书十牒屏风，作百体，间以彩墨，当时众所惊异，自尔绝笔，惟留草本而已。其百体者，悬针书、垂露书等四十种，皆纯墨；玺文书、芝英篆等五十种，皆彩色；其外复有大篆、铭鼎等十种。然而这种以彩墨书写的书法，并没有流传开来。中国书法讲究的还是墨分五色的黑白艺术。
隋唐时期，多位皇帝则以善飞白书著称，史载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都工飞白。唯一有相关书迹流传至今的是武则天书丹的《升仙太子碑》，其碑额“升仙太子之碑”（图3）六个字是融合了飞白和鸟虫的书体，又称飞白鸟书。
图3 《升仙太子碑》碑额
然而这种书画杂糅的作品，是真正书家所不能接受的。最著名的批判，来自唐孙过庭《书谱》所说：
“复有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异夫楷式，非所详焉。”
意思是你们这些鸟虫书甚至其他更多的花样，在丹青上也许有点意思，但在笔墨功夫上是不足的，和书法规则相差太大，所以不是我们所关注的对象。
南唐徐锴《说文系传》说：
“鸟书、虫书、刻符、殳书之类，随笔之制，同于图画，非文字之常也。”
鸟虫篆有太多装饰性成分，往往是出于制作而非写就，故不被书法界认可也是常态。
近代以来，民间流传花鸟字，即在写字的基础上，把字的笔画用花、鸟、鱼、草、虫、山、水等图案代替，以基本字形组成图画。当前国内的一些旅游景点之中还有一些花鸟字的摊点，民间艺人用于给游客写姓名，或是写一两句吉祥话语作为纪念工艺品。这种花鸟字离书法越来越远，一般被视为小把戏，艺术价值较低。
当代也有严肃书家尝试在书法创作中引入鸟虫书元素。如刘彦湖在其大字楷书中引入鸟形的尝试（图4）。从书坛的普遍评价看，这种尝试装饰意味太浓，书法界评价不一。
图4 刘彦湖楷书对联
在魏晋以前，中国书法与阿拉伯文书法（图5）、拉丁文书法有类似之处，整饬美、装饰美，匀称工整是欣赏的主要方向，书法与工艺美术的结合，“书中有画、画中见书”的装饰美是值得追求的方向。带有神秘感和工艺制作繁复的鸟虫书盛行一时也就不足为奇。
图5 阿拉伯文书法
然而随着中国书体的变迁，魏晋书法的成熟，中国书法的审美渐渐摆脱追求象形之美、整饬之美，装饰性强而自然书写性不足成为书法大忌。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米芾《海岳名言》说：“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也表明一旦写字变成画画，就是趋“俗”了。中国传统上不单书法不应由绘画主导，反过来绘画要充分运用书法技法和审美趣味，画画不叫“画”，而叫“写”，这也是中国书法强势地位的显现。
在当代的主流认识中，书法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自然的书写之美。书法应该是书家的学养、性情和书写时的心境叠加到一起，自然而然完成充满艺术情调的书写。所以，中国书法理想的境界不应该是这些故意设计的、制作的东西。不单是鸟虫书，历史上出现过多种装饰性书体都被淘汰出局，未能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
当然，这种花鸟图案字画结合的书写有其新奇可爱之处，可以表达吉祥喜庆的意味，也有其文化脉络的传承，喜欢的受众也不在少数。可以说，鸟虫书虽不是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但从工艺美术和平面设计的角度来看，仍有运用、发挥之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