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品很少能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存在，提及“中国”时几乎没有感觉，多是一种反讽或冷漠，甚至被认为是可笑的。
我们应该在文学中恢复爱的能力，恢复对“中国”的爱，不是为狭隘的政治，而是为了寻找到与民族生活相联系时的伟大情感。
非常奇怪的是，当在阅读西方一些著名的美学家、作家或哲学家的作品时，哪怕他们在咒骂自己的祖国，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说起自己国家民族名字时的自豪感，一种深沉、宽广的爱与忧郁。
“啊，法兰西”（波德莱尔）、“德国悲剧的起源”（本雅明）、“智利的民族”（聂鲁达）、“俄罗斯的平原”（屠格涅夫），他们喜欢说“法兰西精神”或“德国精神”之类的词。
波德莱尔在自己的美学评论中经常提到这样一个词，“法兰西精神”，那是带着一种无限的爱说出来的，虽然恰恰是他在为法兰西捡拾那些被正统生活和精神遗弃的“垃圾”；
尼采是他的时代的叛逆者，他批判一切，但是，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却透露着对德国精神的忧愤深广。
而在中国，除了现代文学时期的鲁迅及其他少数作家，当代作品很少能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存在，在作品的潜结构中没有这一宏大的叙事，而在提及“中国”这两个字时几乎没有感觉，多是一种反讽或冷漠，甚至被认为是可笑的，没有鲁迅目之所及的那种大热爱与大憎恨的矛盾，没有路翎《财主的儿女们》那种自我精神追寻与阔大的民族之爱相纠缠的痛苦。
或许，一味地批判与否定是最为懒惰，也最为肤浅的做法，它并不是真正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探寻，也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对世界内部做出有效的阐释与描述。波德莱尔在论述何谓“现代性”时这样认为：
“宣称一个时代的服式中一切都是绝对的丑要比用心提炼它可能包含着的神秘的美（无论多么少多么微不足道）方便得多。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仪态、目光和举止”，都有其庄严之处，在这里，波德莱尔特别强调对于时代本身意义的发掘，强调对于时代的思辨意识，在丑中发掘美，在普遍的否定判断中寻求其还可能存在的价值，艺术才能真正呈现出它的现代性来。一个作家的任务也许不是辨析时代精神背后的政治学、文化学意义，不是某种理性观念的传声筒，但至少，对于试图从复杂的当代史中寻找民族的或个体的存在性的作家来说，他应该对其中的历史场景所包含的复杂性有所体察，有更深层的思考，而不应该被简单化的否定或某种概念化的模糊观念所遮蔽。
而这一基本的区别和这一总体思想意识，恰恰是当代作家没有意识到的，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学院知识分子。我们以为想呈现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姿态，就必须批判一切、否定一切，我们甚至不敢轻易说出稍微大叙事一点的话，哪怕是辨析式的，它会遭遇到尖酸而刻薄的讽刺与群体遗弃（这种斜睨的目光是非常可怕的，我以为这恰恰包含着知识分子最大的无知与偏见）。
我们可以说是因为过往的一切过于“肮脏”而导致我们失去了信心，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与其联系太紧密而导致了一种疏离的强烈愿望，但那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不爱“中国”的理由，一个真正思考着的人会明白其中细微但却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
我们应该在文学中恢复这样一种广阔的激情，恢复爱的能力，恢复对“中国”这一名词的爱，抛开现实政治、世俗性对它的干扰，寻找到纯粹的存在。应该对这一名词的实体和抽象精神做明确的辨析。不是为了狭隘的政治，而是为了寻找到与民族生活相联系时那种神圣且神秘的伟大情感。这是一种将全部的灵魂奉献给与自己相关的大地、山川及故乡的一切时的冲动，痛苦与甜蜜的纠缠，阔大与细腻的重合，爱与恨的交织，民族与人类的呼应。
当有一天，如果能在我们时代的小说中读出一种说不出但却时时存在着的“中国精神”，能从作家的虚无与怀疑背后读出那么一种庄严与高尚的“爱”，而不是一种近乎轻佻、猥琐的“愤世嫉俗”时，我想，那时，我们时代的文学肯定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那无边无际的“中国”梦境深处，肯定多了一些凝视的目光——温柔而深沉的、犀利而智慧的目光。
本文作者梁鸿，选自作者文集《“灵光”的消逝》。经出版方授权发布，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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