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儿童肥胖相关的一个因素是儿童看护者的限制性喂养方式，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干扰儿童学习自我调节食物摄入的能力。当一个孩子超重时，父母倾向于使用更多的控制性和限制性喂养方式。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儿童与情绪和认知相关的遗传学也可能在这种模式中发挥作用。
学龄前，孩子们开始从自己的环境中学习自我调节——无论是在食物的选择上，还是处理他们的情绪上。当孩子们在这些早期关键时期没有学习到有效的自我调节技能时，研究表明他们可能面临更大的肥胖风险。与儿童肥胖有关的一个因素是看护人员的限制性喂养方式，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干扰儿童学习自我调节食物摄入的能力。
不足为奇的是，当一个孩子超重时，父母倾向于使用更多的控制性和限制性喂养方式，并且关于体重和限制性喂养的亲子沟通通常是负面的，这是增加肥胖风险的一个因素。
伊利诺伊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与情感和认知相关的儿童遗传学也可能在这种模式中发挥作用。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部的儿童发展教授Kelly Bost说，寻找打破导致儿童肥胖的模式的方法并不是责怪父母，而是鼓励父母在处理孩子情绪方面找到新的策略。
父母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一些行为与孩子们饮食习惯的建立有关，当孩子感到不安时，父母的回应方式，与饮食习惯的发展是间接相关的。我们回应这种情绪的方式可以帮助孩子们发展自己的技能，进行自我调节。这样，在食物方面，他们每天所面临的挑战就不会变成他们不得不面对却又令人不知所措的事情了。而且，当父母在心烦的状态下向孩子们提供食物时，孩子们可能会通过暴饮暴食来应对他们的消极情绪，并且开始在生命的早期阶段与食物建立这种关系；吃（特别是安慰性的食物）可以带来暂时的舒缓，人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
Bost解释说，文献显示，使用限制性喂养方式的父母，孩子更有可能肥胖。但纵向研究也显示，首先，父母注意到并担心孩子的体重，然后进行限制性喂养。那么它或多或少会成为一个循环，这种模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我们有兴趣了解影响这种行为模式的因素。
在《Pediatric Obesity》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Bost，Margarita Teran-Garcia、Sharon Donovan和Barbara Fiese等，确定了在限制性喂养的预测模型中，儿童身体质量指数（BMI）、基因型和父母应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存在一种三方互动模式。有趣的是，遗传学正在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儿童如何应对压力。
研究人员利用大量的相关儿童数据，研究了有关父母喂养方式，以及学龄前儿童（2.5至3岁）的父母通常对孩子的消极情绪如何作出反应的信息。研究人员将这些因素与儿童遗传数据相结合。
研究团队对COMT基因特别感兴趣，该基因以其对情绪和认知的重大影响而闻名。该基因产生具有酶功能的蛋白质，其有助于调节脑中神经递质（多巴胺）的水平。COMT系统的功能可能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中之一是以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的形式产生的遗传学变化。有多种类型的SNP，一些影响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可以增加或降低COMT系统的功能，并因此增加多巴胺在脑中的积累。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SNP，改变蛋白质中158位的一个氨基酸，将缬氨酸（VAL）变为甲硫氨酸（MET）。“在一个携带Val/Val的人中，COMT系统的工作速度比其他组合要快三到四倍，因此在大脑前部积累的多巴胺较少。至少有一个Val副本的孩子往往在情绪上更具弹性，那些携带Met的人更倾向于对负面情绪或压力有更大的反应。”Bost解释说。
研究人员将育儿文学与遗传学结合在一起
“我们知道父母如何应对孩子的消极情绪会随时间而影响儿童反应模式的发展，有大量著作将情绪失调与情绪暴饮暴食、代谢失调和肥胖风险联系起来，我们希望整合多个相关领域的信息，来获取在自律形成的关键期，基因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更加完整的信息。”Bost说。
数据收集自126名儿童。父母填写问卷调查表，评估他们在常见情况下如何应对孩子们的情绪，例如孩子在生日聚会中感到不高兴。唾液样品用于提供遗传信息。
Bost和同事发现，最有可能使用限制性喂养的父母是那些没有使用压力调节策略的父母（惩罚或不屑一顾）以及那些体重较重且是Met等位基因的纯合子的父母。但是对于携带Val基因的儿童来说，这些却不一定成立。
研究结果支持Bost和其团队的假设，育儿方法结合儿童的遗传倾向，可以改变儿童BMI状态和限制性喂养之间的关系。Bost补充说，该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儿童体重较重和父母采用限制性喂养之间的关系是受到“与压力调节相关的一般育儿方法和儿童情绪反应的遗传倾向”双重影响的。开发干预措施可以让父母了解如何调节情绪，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应该包括如何在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使用响应策略，以及孩子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对策略做出反应。父母应该学习情绪调节策略，以应对情绪容易失调并用食物进行自我安抚的孩子，特别是那些采取限制性喂养方式的父母。
来源：中科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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