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象取真 搜妙创真
——读荆浩《笔法记》有感
读书画论札记7
毫无疑问，五代时期荆浩的《匡庐图》作为山水画的巨制，已然成为绘画史上经典中的经典，千百年来被习画者和研究者不断地临摹赏析。而他的这篇不足两千字的山水画专论《笔法记》，对于后世山水画发展所起到的引领作用，同样也是如何高估都不过分的。其间所涉及的问题与观点，时至今日依然具有指针作用。
荆浩在文章中主要以对话的方式，揭示了他对于如何表现物像内在本质特征—“真”的认识转变过程。
“画的像真的一样”“画得太像了”，此类对作品形象与现实形象之间相似度或曰逼真度的判断，在大众审美观中是对美术作品好坏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也基本是习画者在初始阶段或曰绘画形成萌芽期所追求的共同目标。这种对于外形特征的描绘，确实是数量与质量成正比的，只要功夫深，铁柱磨成针。记得我当年学画时，也被要求每天画不得少于二十张的速写，几个月下来，对形体的捕捉能力和表现能力确实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物象外在特征准确的捕捉与表现能力，仅仅是造型训练过程中最为基础的环节。完美艺术形象的塑造，并非“废纸三千”的以量取胜就可以达成。而对于那些初涉画坛的人来讲，能够让对客观物象的描绘达到常人眼里的“像”，已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太行山之洪谷山1
荆浩在文章的开篇，也是详细地叙述了他年轻时深居太行山中，遍赏回根出土挂岸盘溪的异奇古松，并反复勾画，以数量取胜，最后写生多达“数万本”，终于达到其所认为的“如其真”的程度。可以想见那时的他看到自己笔下所描绘的松石是如此的逼真，其内心是多么的喜悦。所以当有一天一位老者问他是否知道应该如何画画时，很是不屑搭理。不过老者很有耐心，围绕着“华与实”“似与真”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一番点拨。
老少二人的讨论是这样展开的：
叟曰：“子知笔法乎?”
曰：“叟仪形野人也，岂知笔法耶?”
叟曰：“子岂知我所怀耶?”闻而惭骇。
叟曰：“少年好学，终可成也。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
曰：“画者，华也，但贵似得真，岂此挠矣。”
叟曰：“不然，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
曰：“何以为似?何以为真?”
叟曰：“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
谢曰：“故知书画者，名贤之所学也。耕生知其非本，玩笔取与，终无所成，惭惠受要，定画不能。”
叟曰：“嗜欲者，生之贼也。名贤纵乐琴书，图画代去杂欲。子既亲善，但期始终所学，勿为进退。图画之要，与子备言;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
太行山之洪谷山2
在气盛的年轻人看来，山水画的形象表现最重要的是“华”，也就是要表现出被描绘对象外显的具体样貌和华美光彩。虽然他也明了对于这种“华”的选择与表现，也要有绘画者一定的主观参与，但是此时的主观参与是以“贵似”为基础的介入，此时的“得真”判断也是在“以似为真”前提下的展开。
不过，当青年听了老者的一番言语后，顿感惭骇万分，终于知道了仅仅停留在“画者，华也”这样对物像外在特征的描绘，“以似为真”的逼肖物像只不过是得到了物像的外在特征，只有“度象取真”，才能真正表现出物像的内在特征。而这个“真”，才是艺术表现之本质所在。
究竟如何才能达到“度象取真”的境地呢？此间关节在于对主观色彩强烈的“度”之理解。这就要求不能过分地拘泥于末梢枝节的相似，不能将局部的现象当作物像的本质，不能以描绘外在特征取代对内在特征的表现，要有“尽搜奇峰”之后人为感悟的参与，要根据物像外在与内在的双重特征来揣摩确定表现的角度与手段。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取象不惑”，此间需要无中生有，应该挑三拣四，否则就无法真正传达出物像的生命力之所在，成为徒有其表的“如其真”，其塑造出来的形象也就难免如同土偶木梗的死物。所以“不可执华为实”，徒有其表的“华”是无法展示物像之“实”的。“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单纯追求表面的形似，虽也未尝不可，但却无法完整而深入地塑造出形象的本质特征。
太行山之洪谷山3
那么，怎样才可以在表现物像时做到真正的“图真”呢？荆浩在此又提出了“搜妙创真”的理念。
“搜”字活化出了这个捕捉过程是一个主动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想象联想的过程，更是一个精微观察的过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于他人司空见惯处发现独到的妙处所在。此处的“搜”是“目识心记”基础上的“搜尽奇峰打草稿”。但又并非是漫无边际，而是要找寻出其间足以感动自身的佳处妙处加以综合归纳。这时所要捕捉的物象之“妙”，不是某一具体形体之妙处，应该是集合若干形体之众妙。
是否将搜寻到的众妙拼接在一起，就能够把“气质俱盛”的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真”表现出来呢？显然不是。接下来还必须要经历一个“创”的步骤，才能够使笔下的形象塑造成为当下人们常说的“典型形象”。
太行山之洪谷山4
所谓“创”，是要在“搜”的基础上，调动一切艺术语汇，按照造型规律和形象塑造需要，对已得妙处进行再度归纳夸张，这其间有强烈的主观意愿。既然是“创”，就意味着有超出有夸大，有随心所欲更有无中生有，于是画面上才会呈现出真正能够反映出物像特质又具有画家情感的艺术形象。
荆浩的传世佳作《匡庐图》取材于河南以洪谷山周边的南部太行山景象，从洪谷山实景图像可以明显看出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的显著差异，从而印证了作者是如何“度象取真”和“搜妙创真”的。
山水画的实践者也好鉴赏者也罢，如果真正能够仔细品读一下荆浩的此文此画，深入体会其间的相互关系，无疑对如何正确理解山水画大有裨益。
五代/荆浩《匡庐图》
喻建十
1959年12月生于天津。
天津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级教学名师。
全国美协会员、全国美协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
全国书协会员；
全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天津市书协副主席、天津市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自幼从外祖父、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王颂余学习书画，1985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中国画专业，留校任教。1993年公派赴日留学，1996年毕业于日本国立大阪教育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后任教于日本明海大学，2003年底回国任教。
曾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校教务处长、创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及教育部高校美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文联委员。
喻建十书画作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