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 帖】从甲骨到金文——《利簋》的典范意义 ■庆 旭
《利簋》（图1），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cm，口径22cm，重7。95kg。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始见于西周初年。图1 《利簋》铭文拓片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利簋》铭文记载的是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过程中的重要一战，即著名的“牧野之战”。《尚书·武成》：“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可见作战的惨烈景象。 对于《利簋》释文的解释，唐兰、于省吾、张政烺、徐中舒等学者们大同小异。引用较多者为张政烺的释文，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首先，通过对《利簋》铭文内容的研究，为学者们对我国殷商和西周的年代划分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其次，《利簋》记载的史实证实《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的客观性。 众所周知，在文字发展史上，殷商主要为甲骨锲刻时代，文字即甲骨文。事实上，我国早在父系氏族公社的时候已开始制造铜器，到夏代已使用铜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青铜器铭文。宋代以后，研究者多以“钟鼎文”谓之。但“钟鼎”的概念有一定局限性，它排除钟、鼎之外青铜器上的文字，后来就改称“金文”，即只要是铸刻在青铜器上，不管这种器物是什么，通称“金文”。金文始于商朝后期，盛于西周，战国后期逐渐衰退。商朝后期的金文，风格深受甲骨文刀刻手法的影响，线条瘦硬，细长，笔画的起止处多锋芒外露，端点较细，中部稍粗。如商金文《小臣艅犀尊》的文字形貌就非常接近甲骨刻辞《宰丰骨》。 作为西周早期的金文，《利簋》铭文对于线条空间关系的处理，对于单线条的理性控制和多线条的有序排布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已非商代晚期的金文所能比拟。首先，商代金文一般字数较少，客观上使表现空间受到限制。其次，商代金文更多地作为青铜器的附属物出现，且多铸刻在器物的内壁和底部等隐秘处，不易被发现，主动表现的内在追求更偏重于器物的形体塑造。 但《利簋》铭文瘦长的线条、疏朗的结构、爽利的线质还是明显受到商代晚期甲骨文风格的影响。丛文俊先生认为西周最早的金文书法有两件，即《利簋》和《天亡簋》。显然，《利簋》是早于《天亡簋》的，因为《利簋》作于武王灭商之年；《天亡簋》作于武王灭商之后于嵩山封禅并告祭文王，所以《利簋》理所当然地是西周第一金文了。图3 庆旭以《利簋》铭文笔意创作的作品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对于其书风，丛文俊先生说：“大体上是在模仿商人风格，而内在气质的卑弱及线条之柔韧圆曲，则已暗示了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若从结构形式、线条的曲直度等技术层面作进一步细致考察，陈振濂先生的观点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它（《利簋》）是翻铸，但在审美上却体现出相近的格调（与商代甲骨文比较）；到了《盂鼎》，则长线条开始收缩内敛；再到了《散氏盘》，则变方为圆，变整饬为错落。因此《利簋》又可以说是从甲骨文转向金文的早期范例——虽然质地不同，制作环境、条件也不同，但既然是文字的变迁，当然会体现出一定的转换痕迹来。”“《利簋》是有关甲骨文转向金文、由殷商文字转向西周文字的最重要证据。”（《中国书画篆刻品鉴》）所以说，这个道路即是走向成熟的金文的发展道路。 临摹《利簋》铭文，可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铭文单字形态结构偏长是特色。虽然各个字所占空间大小、宽窄似有小异，但总体皆为纵向取势。其次，直行线（长短变化）、弧线（长短变化）甚至封闭的圆形等线条转换自如，其对线条理性控制的能力远超商代龟甲锲刻。再次，线质上有商代甲骨锲刻的爽利特征，金文富于特色的块面状线条并不多见。 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字形大小需变化灵活，不可通篇一律。二是单字的外轮廓要因势利导，不可因为有偏长的线而一味滥用，而没有其他形貌的处理方式。三是因为受到甲骨文影响，在线形上还是呈现中段稍粗，两端稍细的特色。不可把线条铺得太开，缺乏应有的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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