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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隶书赏析系列（十三）
难得襟怀同雪净 且知笔墨须天真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因避清嘉庆帝讳，遂以字行，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等，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为清代碑学巨擘，特别是在篆隶和篆刻方面，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均独树一帜、引领书坛。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谓：“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邓石如。”这一观点在延续前人对清代书法诸家评判基础上，对邓石如在五体及篆刻方面的卓然成就再次给予定论，也使得邓石如在去世200余年后影响力持续增大，更加奠定其有清一代一流书家的地位。 对邓石如的研究，绕不开的一个人即包世臣。其在《艺舟双楫》中，不惜以大篇幅多处对邓石如进行了极高评价。《国朝书品》云“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仅有的神品一人，即邓石如隶及篆书；“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而妙品上也仅一人，即邓石如分及真书。刘墉、翁方纲、王铎、王文治这些清代位高权重、门生故吏遍天下，或是当时公认的书法大家皆在其后。包世臣28岁（1802年）时认识邓石如，当时邓石如已名声大噪，求学、求书者门庭若市，遗憾的是仅仅认识三年后邓便去世，而其研究邓石如的重要文章《完白山人传》作于邓石如去世后的第二年（1806年），不能不说包世臣在学书道路上对邓石如有“恨不早生十年”的遗憾。从包世臣的自述中也可知邓石如“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的书学理论对他学书的影响之深。他在传记中曾借曹文埴之口所述：“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对邓石如的崇拜之情跃然纸上。 邓石如以书法篆刻名世，一是其终生布衣，不趋附权贵，尤其是受到翁方纲排挤出京后，无形中赢得了名节上的更大尊重，真正演绎了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文人情操；二是其从少年时期遍游名山，广泛交游，得到诸多时贤大儒的赏识与提携，尤其是在江宁大收藏家梅镠处8年，在崇碑的时代风尚中直追秦汉，奠定深厚的积累和审美修养，为其日后艺术风格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其用功甚勤，“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乃就寝，寒暑不辍”，终至五体皆精，传为书坛学艺佳话，也揭示了勤奋专注乃艺术大家成功的必由之路。 邓氏隶书从汉碑中来，长期浸淫秦汉碑刻，而又以篆书为基，融篆入隶，富有创造性地将篆书、隶书笔法糅合，隶书结体紧密，貌丰骨劲，大气磅礴，追求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使得清代隶书面目为之一新。赵之谦紧跟其后深受邓氏书学理念影响，他的篆书、隶书及篆刻与邓氏一脉相承，他在对邓石如的书法研究中认为“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以隶书为第一；山人篆书笔笔从隶书出，其自谓不及少温当在此，然此正自越少温，善易者不言易，作诗必是诗，定知非诗人，皆一理”，从侧面印证邓石如晚年的书法创作中五体互参，而又能自出新意的一面。 此隶书联（如图）是邓石如50岁以后代表作之一，现藏安徽博物院，该联具有清代书家典型的书写习惯和审美取向，与汉碑的斑驳苍茫相较，不刻意表现金石气息，而增加笔墨的书写流畅之迹，极大地改变以往隶书的书写习气，纸面墨色甚至运笔轨迹一目了然，树立习碑的新风尚。在字形外观上，整体结字以方为主，而又参差互补，随各字笔画结构造势；在笔法上以《史晨碑》等的圆润特征起笔为主，弱化雁尾，收笔改为直笔平出，增强笔画间的排列感，减少粗细弹跳变化，营造出平和简静的气息。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壶”“继”等字法参以篆意，可见其后期篆隶高度统一、互相融合、从容创作的化境。邓石如以气象浑厚、墨迹乌黑的风格创作的对联作品，多以穷款出现，突出正文主体，内容又多以文人修养自励或赏玩雅趣为主，多为后人所效仿。不单在当时，清中晚期直至民国诸多书法篆刻名家均受其书学思想和创作风格影响，甚至在日本、朝鲜等地他的书风也受到极大追捧，现存的邓石如书法墨迹中，散落日本的不在少数。 作为布衣书家，邓石如能在书法史上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与其知行合一，及对碑学理念的倡导与实践高度统一密不可分，更是缘于他对金石文字的痴迷、专注研究以及其不慕荣华的高尚节操。他的好友、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所撰“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或是对邓氏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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