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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天发神谶碑》的内在逻辑与依据
沙孟海在《清代书法概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大家都知道，清代学者研究小学、金石最专门，成绩超越前代。小学主要研讨古代语言、文字、声韵、训诂，属于经学的范畴，但同时带动了篆学。金石学主要征集研讨古代铜器碑版有铭刻的遗物，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同时亦带动各体书法。
尤其是乾嘉以后，金石与考据之学大兴，一种以金石朴茂雄浑为美的审美观念风靡一时。此一时期，不少书家、学者致力于古器物的搜集、鉴藏、传拓，著录和题跋，为篆书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条件。其中，一批书法理论家致力于碑学的研究，并做出历史性的贡献。阮元作为清代碑学理论的第一人，著有《南北书派论》《北碑南贴论》，为晚清尊碑进行了有力的鼓吹。随后，包世臣提倡北碑，对咸丰、同治年间的书风颇有影响。康有为为适逢其时，他在包氏《艺舟双辑》的基础上著有《广艺舟双辑》，旨在力倡碑版，有“尊碑”“卑唐”之论。《天发神谶碑》作为三国碑刻，也是他们经常论及的对象。我们从清代书家对该碑的评价可知，《天发神谶碑》雄强的特色，迥异的风貌，极其符合当时的碑学审美趣味，为书家取法提供了学习的机缘。
《天发神谶碑》从结体上来看属于篆书，但又与篆书有所区别，因为其用笔是隶书笔法。阮元一度怀疑其为八分书，与北碑相仿。他说：
其字乃合篆、隶而取方折之势，疑即八分书也。八分书起于隶字之后，而其笔法篆多于隶，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惜人不能学之也。北碑碑额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齐诸碑出于汉、魏、三国，隋、唐以后，欧褚诸体实魏、齐之苗裔，而《神谶》之体亦开其先。学者罕究其源流矣。
在阮氏看来，《天发神谶碑》虽风格独特，但笔意极古，这也是他选择收藏并重刻该碑的原因之一。清中后期最具开拓性的书家非邓石如莫属。包世臣曾跟随邓氏学习书法，并为其撰写传文《完白山人传》，书中记云：
山人既得纵观，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碑》即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百本。
又有史料载，邓石如客居金陵梅镠家时苦练篆书，在取法上寻根溯源，曾参法《天发神谶碑》，“以《国山刻石》《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可见，邓石如在较大程度上借鉴与吸收《天发神谶碑》。除了篆书之外，其隶书、篆刻亦是如此。清代方朔在《枕经堂金石题跋》中对邓石如以《天发神谶碑》入印有所记载，并论及其弟子云衫上人的篆书也是学习此风。后世有研习邓石如篆书者，无一不对《天发神谶碑》有所关注，比如吴让之。我们从师从关系来分析，吴让之作为包世臣的得意门生，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显而易见，他对《天发神谶碑》用功之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治二年（1863），吴氏临写《天发神谶碑》，得其所哉神髓，为吴让之在书法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后之学邓者，多以吴为法，这对小于其二十七岁的徐三庚来说启发很大。毫不夸张地说，徐三庚继承邓石如和吴让之，得力于《天发神谶碑》，且善于变通，令后人引以为鉴。
省己功深平日 内泉巧合元文
孙楚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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