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折衷政策的结果，不但拉不住地主阶级，解决不了政权支柱问题，还得使农民阶级失去最后的希望，放弃对大顺朝的支持。反过来，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又将促使大顺朝内部路线斗争矛盾的发展，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样，在李自成占领了北京，他的事业发展到顶峰时，其内部矛盾也发展到高峰。
在这种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农民军大多数将领的反对，使李自成的政策再不能往下改，去彻底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地主阶级合作，但他也不能后退，回到原来的立场上去。因为后退，干部问题便没有一点得到解决的希望;解决不了干部问题，就解决不了大顺朝的支柱问题；而且到北京后，政权的支柱问题更是燃眉之急。这样，只有停留在这种对他最不利的折衷的政策基础上，使大顺朝走向完全孤立。
然而在此期间，大多数农民军将领为了不使李自成彻底改变立场，防止他继续往下改变政策，就合伙利用各种手段，故意操纵部下在北京制造混乱，使当时的北京城内出现了乱糟糟的局面，以此来给李自成施加压力，对李自成的工作设置障碍，使他不能往下推动这项工作。这里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刘宗敏在追赃工作中的过火问题。刘宗敏负责追赃工作是李自成指派的，这点无可争议。但是，他究竟是在执行李自成的命令，还是故意利用追赃抵抗李自成的命令，这个问题并不是无据可查。我们可以根据李自成的农民军进京前占领其他大城市时（如西安），对于明朝大多数官吏是不是也这样，就能证明出来。再就是可以看一看李自成从西安向北京进军时所发的檄文，对于明朝多数官吏的政策是不是就这样，也能找到答案。如果说刘宗敏在北京时对这项工作的过火程度与上面的情况差不多，就说明他是在执行李自成的命令；如果相差太远，就说明他是在故意抵抗李自成的命令，其用意就是故意在李自成改变政策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在这个时期中，那些支持李自成改变性质的文臣们，由于手中没有一点力量，更没法去扭转这种混乱局面。他们也只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像给李自成作登基的准备工作，举办科举考试给大顺朝增加几个新政人才等等。但这些工作对于当时的大顺朝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积极支持李自成改变政策、改变性质的李岩，虽说他手中有一部分武装力量，但并不大，它的地位也不高，所以，它能做到的，也只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严格控制部下，不去给李自成添麻烦，而没有一点能力去控制其它农民军将领及其手下的行动，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
当时北京的这个大顺朝，不但由于那个极端错误的政策，，已经失去了各个阶级支持，使自己走向了完全孤立，而且由于激烈的路线斗争内部矛盾重重，互相牵制，已经完全失去了以前的战斗力。像这样的政权只有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或是保证每战必胜的情况下，才有生存一段时期的可能性。如果外来压力一大，或是一仗失利，就会一溃千里，败得不可收拾。对于这种情况，李自成心中完全明白，但农民军将领的阻力太大，他也没法解决。在众多的将领中，从表面上看，当时支持李自成的只有李岩一个。这种事实使李自成一筹莫展，无力回天。对于北京大顺朝的这种情况，当时在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也清楚，在东北的清政府更清楚。这一定是当时的吴三桂不降大顺朝而降清的主要原因，也是清军为什么敢于向李自成这支一贯战斗力很强的农民军突然发动进攻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李自成在山海关一战失利就撤出北京退回西安的主要原因。
如果上面的分析不对，这里总不能解释成李自成原来的统帅才能一进北京就消失，也不能解释成农民军将领们原来带兵的能力就与李岩相差太远，进北京后就更没能力控制住自己的部下了。刘宗敏在追赃问题上过火，也不会是由于他一时性起，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或出于对明朝官吏无比的仇恨而做错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进京以前的阶段中也应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拿腐化的观点去解释北京当时的反常现象，也说不通。腐化总得有个渐变的过程，一支大军绝对不会腐化得这么快。我们不妨从这支农民军始末来分析一下。这支农民军在进西安以前，无论从纪律、战斗力和其他方面的素质上看，都是全国众多义军中的佼佼者。在撤出北京后，这支农民军在抗清斗争中一直坚持到清康熙三年，也就是清兵入关后第20年，李自成失踪后18年。这支义军后期的斗争十分艰苦，生活条件也特别困难，一度在深山中开荒种地，自己养活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坚持斗争，决不投降。这些难道是一支堕落腐化的军队所能办到的事情吗？这说明这支义军在撤出北京后也没腐化，如果说一支大军的发展史，前一节和后一节都没腐化，而只是中间一小节有腐化的现象，这种分析本身就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再者农民军如果真是在北京就腐化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也绝不会保持那么大的战斗力，再坚持20年的艰苦斗争。所以，那腐化的观点去解释李自成部队当时在北京的反常现象，绝不是历史的真实。
关于李自成对于地主阶级的政策，史学界一般认为他始终没改，一直是采取打击他们的政策。其实不然。李自成在河南提出的主要政策是均田、免征；在西安以后的阶段中，则没见哪本史书上提到过均田这个政策，而只见提到“地主侵占农民的土地，不论年限长短，农民都可以认领回去自己耕种”和“五年免征”的政策。把两种政策放在一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它们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前者从根本上否认了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后者却成认了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合法性。这说明大顺朝从西安已经改变了对于地主阶级的根本政策，从而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而且拿农民阶级没有文化知识，不能产生干部队伍的观点去分析李自成，他在这个时候或更早一点在襄阳的时候改变性质，也比较合乎实际。因为他总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还建立全国性的“点政权”。所以说，李自成如果为了解决干部队伍问题而改变性质，最晚也不会超过到西安的时期。
如果李自成这时要改变性质，去走与地主阶级合作的道路，他也应像刘邦、朱元璋一样，提出一个从表面上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口号，以保留现状为基础，再加上一些废除明朝苛法的内容。这样既让地主阶级给农民阶级让一些步，又不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很自然的就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大顺朝也很自然的就建立在了地主政权的基础上，这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干部队伍问题，使大顺朝的中央政权有了自己的支柱。这种办法在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中屡见不鲜，并不只是刘邦、朱元璋用过。它起到的作用，既能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也能使农民阶级减轻一些负担，这样俩个阶级基本上都能接受，效果自然会很好。
然而，李自成提出的政策却不这样，这个政策虽说从根本上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对农民阶级具有很大的煽动性，这使地主阶级无法接受。他对农民阶级来说显然是一句空话，所以农民阶级也不能接受。再说，当时李自成没有政权实体去真正推行这种政策；即使有政权实体，他也落实不下去。所以说，这个政策的提出必然使大顺朝失去各个阶级的支持，走向完全孤立。
李自成为什么制定出这么一个对自己完全不利的政策呢？这里绝不会是李自成的政治水平就这么低。就算他的政治水平低，难道他身边那么多的文武大臣，就没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能制定出一个符合实际的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的人吗？再则，“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他们即使自己不知道怎样做，也完全可以研究一下历史上其他人是怎样做的。所以，拿李自成和大顺朝政治水平低去解释这个问题，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再说，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没有政治水平，他们的事业又怎么会发展到这种程度呢？并且在这个阶段以前，他们所提出的政策和动员口号，也都比较合乎他们的实际，对他们本身的发展都很有利。这说他们的政治水平并不低。
如果不是以上这些原因，我认为比较合乎情理的解释是，这个政策是一个矛盾的产物，因为像改变根本政策，改变农民军性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必然会使那些农民军将领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而李自成为了得到干部队伍，建成政权实体，以完成大顺朝的事业，又必须这样做。这就决定了李自成与这些农民军将领在这个问题上必然形成矛盾对立的两方面。李自成在得到大顺朝内部一部分力量支持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大顺朝皇帝的身份和他在农民军中的地位及威信，强行通过这项政策，但由于大顺朝内部农民军将领是主流，是实权派，势力又大，这又决定他不能完全脱离这些农民军将领的支持，更不能与他们形成严重的对立。所以，农民军将领在他的压力下勉强接受了这项决议后，抵触情绪相当大。李自成为了不使大顺朝内部在这种路线斗争中出现分裂局面，他自己也得作出让步，把彻底改变性质的计划分做几步不来实行。第一步就是制定了上面这个政策，先去承认地主阶级对 土地占有的合法性，同时也给农民阶级要求土地的问题保留一些余地。但是李自成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忽略了另一方面，就是他想这样一步一步地改变，最后达到彻底改变性质的目的，必须在第一步收到好的效果的情况下才能往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反对改变性质的农民军将领在事实面前无话可说，以减少继续改变性质中的阻力。而实际上这个政策是在路线斗争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本身就极端错误，不符合实际，它必然产生不好的效果。这样，反而让那些反对改变政策的农民军将领们抓住了把柄，增强了他们反对改变性质的信心。而且这些反对派在这种政策产生的不良后果面前会迅速扩大其势力。这种来自内部的极大阻力必然使李自成没法继续往下改变。但他又不能后退，因为后退毫无出路。进入北京后，农民军将领们不但设置阻力，使李自成无法继续进行其改变性质的工作，他们还以种种手段逼迫李自成回到原来的立场上来。在这种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出现在当时北京城中的种种反常现象，便不难解释了。
如果拿因果关系解释以上这些情况，就是：李自成手中没有干部队伍，为完成大业必须改变性质，这是因；大顺朝内部为此出现路线斗争矛盾，这是果。这个果成为新因产生的新果就是那个极端错误的政策。这个新果又成为一个新因，再产生一个新果就是使大顺朝内部的路线斗争和矛盾表面化、激烈化。这种新果再成为一个新因，再结果，就是使这个错误的政策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使大顺朝走向完全孤立，使李自成失去对大顺军的控制能力，给清兵入关从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同时，大顺朝这种完全孤立，与各个阶级都对立的局面，还从客观上促成了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使清兵入关后，在打出“报君父之仇”的旗号以证明其完全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能马上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义军，恢复地主政权。这又使清朝轻而易举地从根本上在关里站住了脚。
正是这种因果连锁关系，使大顺朝内部矛盾重重，陷于孤立境地，失去了原有的战斗力，在清军的突然进攻下，不得不主动放弃了北京而退回西安。此后，为了保住以西安为中心的大部分占领区，以求再度发展，站在李自成大顺朝皇帝的角度去看问题，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尽一切力量赶紧使大顺朝的内部矛盾缩小，别再发展下去。只有在消除或减少内部矛盾的情况下，才能恢复战斗力，才能在对清兵作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保住这些占领区，使大顺朝的事业有复兴的希望。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时期对李自成来说，无论是在思想上和工作中都是一个压力比较大的时期。而正在这个时期，大顺朝的李岩却扮演了另一种角色。李岩在当年投靠李自成是为形势所迫，而他想帮助李自成最后完成大业确是出于真心。为了李自成的事业，他在河南就多次向李自成提出应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李自成不能采纳他的主张。在西安，为了不使大顺朝内部分裂，李自成也只能折衷地采纳他的主张。但李岩唯一的希望就是使政策继续往下改，以求彻底改变性质，给大顺朝找到基础和支柱。所以他在北京时期从各方面都支持李自成，而撤出北京后，在事实面前他会完全失去信心。他已经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大顺朝内部已不能实现。这种主张别说他自己，就连李自成本人尽最大努力都没法实现，他更没有能力去扭转乾坤。不能实现改变性质的政治主张，大顺朝没有干部力量，根本就建不成政权实体，事业也不可能有所成。这个道理他很清楚。再者，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由于他积极支持李自成，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农民军将领中的反对派形成不小的矛盾。所以在退回西安后，李岩在考虑自己的出路时，很自然会想到，如果再一起混下去，不但不能完成大顺朝的事业，还会在这种矛盾重重中一起归于失败。基于这种考虑，也很自然地会想到，他这时应当把自己的队伍拉走，脱离大顺朝，走自己的道路。于是，他才向李自成主动提出分兵河南的要求。李岩这种举动的目的，当然瞒不过李自成。在李自成正需要内部团结、减少矛盾的时候，李岩又这样做，这种分裂行动比大顺朝内部矛盾更加危险。以前大顺朝内部有分裂现象，但还未发展到有人拉走队伍的程度，就已经使李自成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对李岩的这种做法，李自成没法接受，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留人留不住，如果放他走，不但会使大顺朝损失力量，还可能造成坏的政治影响和不堪设想的后果，也可能又使大顺朝以后多树立一个对立面。这样，李自成由于当时的形势和事业的需要，只好把李岩杀掉。
杀掉李岩虽说制止了这次分裂，但大顺朝内部由路线斗争引起的主要矛盾，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本的解决。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大顺朝的生存问题也无法解决，以后的大业问题更不能得到解决。也正因为这样，杀掉李岩，对李自成的精神又是一次打击。
李自成没有能力在短期内把大顺朝内部这个路线斗争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解决，大顺军就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再者，由于大顺朝已经失去了各个阶级的支持，为了解决财政，又得去伤害部分农民阶级的利益，从而遭到农民阶级的反对。这就使他没有力量从根本上阻挡住清兵的进攻，以致在清兵强大的军事进攻中，很快失去了以西安为中心的所有占领区。李自成被迫退出西安撤到襄阳，还是站不住脚，又撤到湖北。
在这一连串失败之后，李自成对于他失败这么快的原因，必然得做反复的总结，同时也会考虑大顺朝以后的出路。总结的结果，他不会把原因归结为清兵的强大，而必然会认识到，这是由于他在改变政策、改变性质的问题上，与农民军将领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从而使大顺军失去了原有的战斗力，被清兵钻了空子。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完成帝王大业，给大顺朝解决基础和支柱问题。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伤害那些贫苦出身的农民军将领的阶级感情和切身利益，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正是农民军将领的这种反抗，这种内部阻力，使李自成在改革政策时放不开手脚，只能一步一步的改，才出现了那个不合乎实际的错误政策，结果把事情弄得更糟；也是这个因素使他到了手的江山得而复失。而这个因素并不是到此而消失，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即使他重振精神带领农民军继续奋战，把清军打出关外甚至消灭后，他为了完成大业，还得想法把大顺朝建成一个政权实体。为了解决大顺朝的支柱问题，他还得改变性质去与地主阶级合作，利用地主阶级来给他掌握地方政权，到那时，农民军将领又会坚决反对，使他的宏图大业照样化为泡影。
当李自成认识到这点后，他会感到绝望，失去事业心。像李自成这种人，一旦失去了事业心，他的精神支柱便倒了，他的一切勇气也会完全失掉。按李自成本人的性格，他不怕困难，不怕失败，对于清兵的强大他也不会畏惧。在以前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他都能挺过来，这是因为他的事业心不衰，精神支柱不倒。他是为事业而奋斗，所以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能顶住任何外来压力。但这次不同，这次的失败本质上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来自内部的阻力，并且这个阻力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他又没办法解决。
按李自成的条件，它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最后完成帝王大业，只有依靠广大农民阶级和广大农民将领的支持，而实践又使他认识到，只依靠这个阶级建立不起政权实体，不能最终完成大业。为了建立政权实体，他又不得不改变立场，改变性质，去依靠地主阶级。但在这个问题上内部阻力又使他改不了。他要想排除这个阻力，只有把农民军将领杀光。而他不可能这样做，也根本做不到。所以在退到湖北这个时期，他是在一种极端绝望、极端痛苦的思想环境中过日子。这种特定的环境很可能使他产生特定的思想，起码会产生带领农民军继续奋斗没有出路的思想，也可能产生一种极端消极的思想。照此分析，人们传说他后来出家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因为他单人独骑入九宫山本身就是一种奇怪现象。如果他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极端消极的思想，就不会再去带领农民军继续奋斗。以外的出路，就是投降清朝和南明。按李自成的性格，这条路他决不会走。还有一条路就是自杀，但考虑到自己的名声，他也不会这样做。除此以外，就只有隐遁出世了。这种做法既能保住它以后的名声，也能解脱那种绝望、痛苦的心境。所以说他走“出家”这条路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注：闯王起义令人扼腕，感慨之余，于百度搜得上述文章，稍加整理，以了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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