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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富贵吃饭,讨只口彩呀 |上海米道


六月的一个雨天,七八个人抓着伞在卤菜窗口前排队,排在第一个的是一位身穿碎花衬衫的老阿姨,她一手抓着伞和蓝布钱包,一手指着装熏鱼的托盘,身体往前倾,把自己看中的三块熏鱼分别指给服务员看,示意他夹进一次性塑料盒中。排在她身后的顾客并没有丝毫不耐烦,一面笃笃定定地看她挑拣熏鱼,一面向窗口里张望着各式卤味。
汪寿康
阿拉爷邪气欢喜大富贵的徽菜


汪寿康八十大寿还是在大富贵摆酒的


大富贵如今所在的地址是中华路1409号,2000年因复兴路动迁改造而搬过来的。早在1956年,大富贵又曾于公私合营时搬过一次家,从当时的中华路肇州路(现复兴东路)转角处搬到中华路1465号。如今的大富贵有三个楼面,一楼是小吃部,二楼、三楼经营炒菜。提起大富贵,不少年轻人会首先想到小吃点心,但真正了解大富贵历史的人都知道,小吃点心是最近一二十年才推出的“新品”,而做饭菜才是大富贵真正的“老本行”。

饭店的二楼是大堂,摆着二十多张铺有橙色桌布的小圆桌,晚饭高峰时段,这里经常座无虚席,来得晚了还需要等位,三楼则是布置成青砖黛瓦的包房区域,装修风格有浓浓的徽式特色。大富贵是安徽人创办的,主打的菜式也是徽菜。解放前的许多年里,这里都曾是在沪徽商叙餐聚会的主要场所,徽商们围坐在一起吃徽州菜、讲徽州话,那种短暂忘却异乡他乡的感觉,今年已88岁的汪寿康在年少时曾经切身地体验过,如今80年过去了,那画面在他记忆里从没变淡过。

这天汪寿康身穿一件深棕色小方格的衬衫,上午给老年大学的学生上好课后,便快步走到大富贵来,在三楼包房的圆桌旁拉开一把椅子坐下,额头上渗出微小的汗珠。服务员给汪寿康端来一杯热茶,他说了声谢谢后,右手举起茶悬在半空中还来不及喝,便打开了话匣子。“叫我来讲讲大富贵的故事,我老开心额,因为我本身就是安徽人。”

大富贵创建于1881年,是由邵运家等安徽老乡合伙开的,而汪寿康的祖籍也在安徽,这让他感到得意和自豪,“当时辰光大富贵开在中华路肇州路转角处,也就是现在的复兴东路,在丹凤楼茶园开出徽州丹凤楼,这家徽州丹凤楼就是大富贵的前身,倷听说过老早的上海八景吗?其中一景叫凤楼远眺,讲的就是在丹凤楼茶园上眺望黄浦江哪。我小辰光大富贵还卖徽帮小吃唻,比方讲徽州小馄饨、菜包子、面筋百叶,小馄饨就像老早摊头'咚咚咚’敲着卖的柴爿馄饨,里厢摆点蔬菜、蛋皮,馄饨皮子老薄的,蛋皮又细,肉一哆哆,味道老好的。”

“阿拉爸爸是安徽黟县人,徽州那里有一个风俗习惯,不论侬屋里厢有多少家当,小人到了16岁辰光,总归要叫侬到外头去学生意,假使出去不争气,学生意学不好回来了,在屋里厢是不能够生存的,必须荣宗耀祖回来。阿拉爸爸16岁出来,到了龙门邨那里,在部队里做过文书,在当铺里做过朝奉,还和几个安徽老乡一道开了大同英雄金笔厂,后头又自己在山东路上开了一家标准文具社,卖英雄金笔。”

“汪老师,拉糕要来一点伐?”服务部经理周静笑盈盈地上前问汪寿康,“没牙齿吃喽。”汪寿康摆摆手,“咯咯咯”地笑起来,笑罢又接着把父亲和大富贵的故事说下去。

“阿拉爸爸邪气欢喜吃大富贵的徽菜,伊结婚也是在大富贵办的酒。只要屋里厢有啥婚丧喜事,皆来大富贵,为啥道理哪?这里大富大贵,鸿运高照,阿拉上海人讲口彩,做喜事就要做好点。”说了二十分钟的话后,汪寿康才低下头抿了一口茶,很快又抬起头来, “伊个辰光伊就规定,屋里厢的亲戚每礼拜都要到大富贵来叙餐,父亲的一些朋友搓好麻将也来,吃好了当场是不付钞票的,账房先生只是在折子上记一笔,每个月末到阿拉屋里厢来收钞票。”

“印象最深的就是表弟结婚的辰光,伊个辰光大富贵还在现在的全泰那里,当时辰光老行跳舞的,婚宴当天吃好晚饭,所有的桌子一撤,饭厅就变舞厅唻,大家皆站起来开舞会了。伊个辰光老城厢的饭店多来兮的,比方讲鸿运楼、大鸿运、大全福、状元楼,皆是有口彩的名字,到后头大部分皆关脱了。”汪寿康皱起眉摇了摇头,口气里透着几分可惜。

汪寿康自己的婚宴也是在大富贵办的,那是1958年,汪寿康和妻子在文庙路的一飞照相馆拍了张婚纱照,然后晚上在大富贵办了4桌酒。在汪寿康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婚礼办得很简单,没有什么专门的仪式,只是请家里的亲戚一起来吃顿饭,周末结好婚,礼拜一俩人就去上班了。

汪寿康的第一份工作是DJ(电台播音员),在大同大中国广播电台主持一档音乐节目,用上海话介绍音乐,比如爵士乐、古典乐。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滩有两档音乐节目特别火,一档是在夜间放送的节目——万仰祖主持的空中书场,另一档就是汪寿康在早上七点到九点主持的“音乐晨会”

后来由于政治原因,汪寿康在电台的工作没能继续下去。他便到大学里去念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老师。天性活跃的他并不甘于只在学校里教书,他参加了许多学校以外的社会活动,退休以后的他依然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坚持在老年大学里教书直到现在。

88年中,汪寿康的工作、生活几乎都没有离开或老城厢。只要有事情要请客摆酒,汪寿康几乎都选在大富贵,从他记事开始一直都现在,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来过多少趟了。

说起如今的大富贵,汪寿康忽然语速慢了下来,他轻叹一口气,“现在变化快呀,阿拉老早交关徽州的朋友,老的呢跑脱了,小的呢,不认自己是徽州人,习惯讲自己是上海人唻。还有哪,老早辰光阿拉欢喜讨口彩,红白喜事皆要到大富贵、大鸿运去办,老早的饭店是口彩越好、生意越好,现在呢,外头有口彩的店家少来兮,寻大不到,没人这样取名了,侬取个名字叫状元楼,啥人去吃呀?”

潘伟德

热气鳝丝烧出来味道两样呃


大富贵的味道潘伟德吃了50年了


即使不在饭点,大富贵一楼小吃部的生意依然络绎不绝,在开放式的灶台上,一大锅又白又胖的生煎躺在热油上,穿白色工作服的点心师傅用水舀淋上一圈水,发出“滋滋滋”的声响,芝麻撒上去后,油好像跳得更欢了。三四个客人手里捏着小票,把手搁在台子上等待着生煎的出炉。

一位穿着亮银色印花衬衫的爷叔走进店里,径直在收银台点了一份焖肉面,然后拿着小票坐下等待。爷叔叫潘伟德,今年79岁了,“我在大富贵吃了50年的饭。”一碗热气腾腾的焖肉面端上桌来,潘伟德拿起筷子夹住焖肉,用鼻子深吸了一口面汤的热气,“这里的焖肉老香的,不比苏帮的差,肉看上去是老肥的,吃在嘴里呢,一点不肥,筋肉邪气酥嫩。”

“伊拉口味最大的特色就是浓油赤酱,老上海的味道。比方讲炒鳝丝,四十年都这个味道。当辰光阿拉公司请客都来大富贵,炒鳝丝是必点的菜,我每趟请客吃饭,炒鳝丝起码要点两盆。为啥事体好唻,因为是热气鳝丝,不进冰箱的,鳝丝买回来水里养养,一划好就烧,跟放了冰箱以后再拿出来烧的,味道绝对两样。”

潘伟德算是一位民间美食家,熏鱼、糖醋排骨、宫保鸡丁这些菜他都很拿手,在朋友圈当中也小有名气。“唯独大富贵里的八宝辣酱,味道邪气怪,我在屋里厢尝试了老多趟,放的料比伊还要好,比方讲虾仁、鸡肉、鸡胗,但不管哪能烧,皆烧不出伊拉这种口味。”潘伟德多次想办法向厨房里的师傅打听八宝辣酱的做法,被追问的师傅总是一脸神秘地支支吾吾,只透露里面放了自制的海鲜酱。

潘伟德是1938年初出生的,父亲过世后,他和弟弟就搬到了老西门来住,当时才20岁出头的他因为是老大,便早早担负起了养家的责任,直到弟弟妹妹门一个个都成家了,他自己才结婚。潘伟德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妹妹结婚就在大富贵办的酒宴,那是1965年左右,一桌酒席只要30多块钱,桌子上的菜摆得铺铺满,走油蹄髈、整鸡煲汤、虾仁、松鼠鳜鱼样样有。

一大块焖肉连皮带肉很快被潘伟德消灭干净,一大碗面也“呼哧呼哧”全部下肚。“50多年了,自己的口味基本上没啥改变,还是欢喜红烧的糖醋的,欢喜浓油赤酱,欢喜油汪汪的炒鳝丝,现在外头那些新式的菜,啥酸的、辛辣的,哎呦喂,像辣椒牛蛙,我闻到这味道就不来事了,不过小青年跟阿拉想法两样了,阿拉女儿就不要来。但是过年辰光一家门吃饭,我肯定订大富贵,伊拉小青年皆要来的。”潘伟德满足地擦擦嘴,走出店门,离开的时候,他又到外卖窗口张望了一下,“八宝辣酱还没卖光唻,不过排队的人多来兮的,下趟再来买吧。”

李伟庆
盘子里厢留一点,勿好吃得老坍台呃


中午生意好的时候,顾客等不到生煎有点急


大富贵一楼小吃部的外卖窗口分两个,一个专卖卤菜的,比如熏鱼、八宝辣酱、糖醋小排等,一个专门卖点心糕团,比如双酿团、桂花糕,大部分时候两边的门口都有人排队,队伍长的时候能有二三十个人。李伟庆每次经过大富贵的门口,总会忍不住停下脚步打量这家小时候就有的老店。“伊个辰光老西门的美食交关唻,大富贵的炒菜、食品店的粽子糖,还有蓬莱市场里的羊肉粥,味道邪气香。”

那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父亲带着她和弟弟妹妹到大富贵去吃饭。这样的机会平常少有,在李伟庆的记忆中,跟着父亲去大富贵吃饭,那是无比奢侈的事情,大饭店里的一切都和家里的饭菜不同,就连盛菜的平底盘子都很特别,而家里只有清一色的蓝边碗。“大白菜根和豆腐干切成一片一片,和肉片炒在一道,再用淀粉勾芡,那盘菜的味道老好老好的。”50年前桌上那道“炒三片”的色香味和父亲说过的话交织在一起,烙印在她的记忆里,“饭菜上桌后,阿拉爸爸就跟阿拉讲,屋里厢吃饭菜要一粒米不剩,到外头饭店里厢吃饭,勿要搞得老不舍得浪费的样子,盘子里厢留一点,勿好吃得老坍台额。”李伟庆说,小的时候,哪怕只是路过大富贵,一阵自豪感也会在心头掠过,好像自己跟着爸爸去里面吃过饭菜,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范菊美
生啤一角三分钱一杯


一到饭点,等座的人也是大富贵一景


临近中午,客人多了起来。范菊美站在收银台里不敢有一丝懈怠,全神贯注地听客人点单、收钱。偶尔有客人排队时间长了等得着急,朝她吼两句,她并不辩驳,只是默默低头收银。

1960年出生的她已过了退休年龄,“我不想闲在屋里厢,又不愿去其他不熟悉的店做生活,所以还在这里干着。”范菊美扎一个短短的马尾辫,笑的时候很好看,露出白亮的牙齿。

32年前,她就顶替父亲进了大富贵,最开始在饭店一楼的吧台里卖酒水。夏天的时候,吧台前每天都排着长队,穿白背心睡裤的人们悠哉地摇着蒲扇、捧着热水瓶来打新鲜生啤,一角三分钱一杯,一只热水瓶里刚刚好装八杯。到了夏天的晚上,啤酒的生意就更好了,80年代刚刚开始流行吃夜宵,大富贵就很时髦地在一楼开出了夜宵区,这在当时的老城厢算是稀奇的事情。晚上11点到12点半生意最好,13只方台子几乎是全满的,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刚刚从蓬莱电影院或中华大戏院出来,径直走到大富贵来吃宵夜,点两杯生啤加几个小菜。后来到80年代中期,一些客人明里暗里地开始在台子上赌博,比方讲偷偷用火柴棒子猜数字,饭店的经理干脆取消了夜宵的经营。

装生啤的大桶直径相当于宴席上的一个大圆台面,桶下面装了一个水龙头,客人来打酒时,范菊美就接过对方手中的搪瓷杯或热水瓶,小心翼翼地打开龙头接酒。夏天还有专门的制冷剂让啤酒变得冰凉,水龙头一开,新鲜的啤酒散发出丝丝凉气,有着淡淡香气的麦芽味漂浮在空气中,沁人心脾。

由于生意很好,一大桶啤酒很快就会就卖完,每天送酒车都会从上海啤酒厂出发,停在饭店门口,一根又粗又长的胶皮管从车上脱下来,像极了洒水车,师傅把皮管子拖进店来,接上吧台的大桶,啤酒“咕噜噜”灌进来。当时瓶装的啤酒很少,主要是光明牌的黑啤和上海牌的黄啤,放在酒席的桌面上。这两种啤酒不够用时,店里的人就会到浦东的郊区去批东海啤酒。而档次更高的啤酒比如天鹅牌、青岛牌,像大富贵这样大众化饭店是拿不到的,只有和平饭店、国际饭店这类较高档的饭店才拿得到。

在范菊美的记忆中,八十年代客人来摆酒席,服务员只要把前期的工作做好,比如摆好碗筷和酒水饮料,把菜上齐,基本上就无事可干了。那时菜的品种也不多,来的都是老客人,一些客人进店就喊,“来盘炒三片,加只豆腐汤。”要是点上个肚裆划水或宫保鸡丁,就算是特别上档次的菜了。

下午五点半以后,来的多是吃酒席的客人。在酒菜全部上齐、客人开始动筷的那一刻,范菊美和其他服务员就会相互使个眼色,心照不宣地悄悄溜出店,到马路上去兜一圈,等到七点多客人快吃好的时候再回来,有时候甚至会和对面乔家栅饭店的服务员一起出去兜马路。“伊个辰光人家摆酒,基本上从五点半到七点半就会结束,大家皆老自觉的,到七点二十分,就会拿出屋里厢带来的锅子开始打包饭菜。”

傍晚时分,范菊美到点下班了,她把收银的工作交接给同事后,抖了抖双手,走出饭店。对着嘈杂喧闹的中华路,范菊美又想起自己刚从崇明初到上海时街市的模样,当时走出大富贵的门,迎面而来的就是老城厢最热闹的老西门,在中华路复兴路一带,商业繁荣,流动摊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沿着中华路一路逛,老同盛、羊毛十四厂、新华食品店、西门钟表店、菊花理发店……拉着辫子的11路电车站台旁,乘客上上下下好不热闹。


写稿子:李欣欣

拍照片:杨眉

编版子:unF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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