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孔子说，君子不器。因为当初，属于孔子的原汁原味的儒家，在从西周与春秋的社会土壤中创生时，就散发着满满的理想主义的豪迈情怀；
而孟子的儒家，成长于战国群雄争霸的乱世，游走于列國诸侯之间，还可以来去自油、双向选择；也尚能坚守儒家的原则理念，不必卑躬屈膝、委曲求全；
但自皇權时代、从董仲舒起，儒家就面目全非了。作为思想的贩卖者，儒家尴尬地杵在万马齐喑的思想市场中，所面对的，只有皇家这个唯一的顾客；也许放低身段、努力迎合、做好服务，就成了儒家唯一的选择。
斗转星移，顾客的脾气渐长，变得越来越蛮横霸道、不可理喻；而此时的儒家，也随着漫长的历史，演化成了一件皇權极其称手好用的工具。而当初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抑或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情怀，如今安在哉？所谓君子不器，又该从何谈起？
儒家，到底是个什么玩艺？(之二)
人造孔子
文 | 立峰
1、君子不器
《周易》里有句话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明在中國的传统里，非常重视“道”和“器”的二分法。
顾名思义，“道”指的是抽象的道理、规律；而“器”，则是指具体的器物、功用。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见识和能力所到达的层次，就决定了他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1、如果一个人见识、能力停留在“器”的阶段，那么，他便只能做些具体的工作，发展潜力十分有限；
2、但当见识、能力上升到“道”的层次，这个人便能举一反三、一通百通，胜任更加高难度的工作；
3、而有的人，即便已经到达“道”的层次，还能够再更上一层楼，掌握更加抽象、普遍的规律，领悟世道人心；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游刃有余，甚至治理天下这样的大事，也可以无师自通。
比如，儒家推崇的圣人舜，明明是穷小子出身，原本既没学问、又没眼界，但他偏偏做啥像啥，当突然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时，一上任就表现得胸有成竹、得心应手。因为在他内心之中，对“形而上”的“道”，已经有了超常的领悟。
这便是孔子所推崇的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但孔子讲“君子不器”，还有一层意思，即：君子天然不该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春秋是典型的贵族社会，君子即是贵族；而掌握具体技能的专家，则大多属于匠人，一般由平民百姓担任。比如：
战国时魏国国君魏文侯与儒生田子方喝酒，旁边有乐队助兴。
魏文侯忽然说：钟声好像不太和谐，左边那排的声音高了。
田子方在一边，只是笑而不语。
魏文侯问：你笑什么？
田子方这才回答：我听说，国君只应懂得任用乐官，而不必懂得音乐。您既然这么懂音乐，对于任免官员的事，恐怕就要疏忽了。
魏文侯说：这话说得很好。
场景很简单，对话很简短，却表明了儒家心目中的君子人格。简而言之，即君子不器。
所谓君子，即君之子，诸侯國君的儿子。在宗法封建时代，领地爵位世代相传，國君的儿子便是将来的國君，有责任管理所属的领地和百姓。
所谓器，字面上是器具。每种器具都只服务一定功的能；而每种功能，都有着具体的功用和局限。
作为贵族或國君的“君子”，必定“不器”，既不从事具体的工作，也不去做任何领域的专才。因为君子最重要的品质，不是擅长于具体工作，而是任用人才、统领全局。
所以，类似调节编钟的音准等具体、专业的事，就不是魏文侯该操心的，他只须知道如何选拔任免乐官就好。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Levenson，在他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就提出了业余精神这个概念。他说，业余精神是儒家士大夫独有的精神气质之一。(列文森是二战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方面的奠基者。)
列文森认为，中國古代的儒家士大夫，兼具学者和官僚的双重身份，他们既饱读诗书、肩负文化传承的重任；又必须求取功名，拼命跻身官僚集团，以考取科举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因此：
1、他们的主要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专业学者、诗人；所以他们虽然擅长写诗作文，却仅限于一种爱好或雅趣，以此来表达情绪、抒发胸意，而并不以此为业。
历史上倒的确有位“奉旨填词”的专业词人柳永。但当他醉卧花间，吟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时，心中更多的恐怕是无奈和悲凉吧。
2、而他们也并非专业官僚，没有受过职业官僚的技能训练，之所以考取功名、获得官位，所凭借的、恰恰又是与做官毫不相干的儒学和文学修养。
儒家士大夫的业余精神，还表现在绘画领域。从宋元时期起，中國就形成了独特的文人画传统。即作画人有意无意地强调其兼济天下的文人身份，而绝非只知雕虫小技的职业画家。作画并非是一种职业，而是与文学一样，只是他们直抒胸臆、排遣苦闷的途径而已。
中國的儒家士大夫，自春秋孔子开始，就充满了君子不器的骄傲与豪迈。所以，才有了“文死柬、武死战”的豪言壮语。即便皇權压制下的腐儒们，明知自己舞文弄墨、百无一用，却仍然自我辩解说——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然而，这话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名满天下的儒生如东林黨人钱谦益之流，在清军杀进南京城的危亡关头，在小妾柳如是的催促下，虽然鼓足勇气、跟着爱人一起投河自尽，一会儿却又独自爬了上来，嘴里还嘟囔着“水太凉”。小命虽保住了、节操碎了一地。
2、孔孟时代
一般认为，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毋庸置疑，想要认识儒家，必须首先认识被全天下读书人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了解他真实的历史境遇、身世经历。
1、史学名家钱穆先生，晚年著有一本《孔子传》，开篇就称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
2、而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也写了本关于孔子的书，题目却是《去圣乃得真孔子》，同样以孔子为研究对象，但出发点和结论与前者完全不同。(不得不说，这个书名比原书名《丧家狗，我读论语》已经显得客气得多了。)
李零认为，孔子在世时并不认为自己是圣人；而是在他死后，硬是被加工成了圣人。而孔子若泉下有知，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他的学说被汉儒董仲舒、按皇權需要、经过一番改造之后，终于登堂入室，正式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
⭐️孔子家世
孔子的先祖是商代王室成员微子。周公因对商朝的旧贵族放心不下，便将他们集中起来建立宋国，令微子为国君。可见，孔子出生于大贵族世家。然而宋国内乱，祸及孔子六代祖孔父嘉，他才带领家人逃到鲁国，从此失去了贵族身份，沦为为贵族服务的士。
孔子之父叔梁纥就是位士人，他婚后一气生了9个女儿，为继香火、只得纳妾，好容易生了个儿子，却天生残疾；无奈再娶颜氏，终于生下了孔子。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距今2500多年。据说他的父母先前曾在尼丘山祈祷，所以给孔子取名为丘；孔子字仲尼，表示排行老二。孔子3岁时，父亲去世；17岁时，母亲也撒手人寰，孔子成了孤儿。虽然生活艰辛，但他毕竟属于士族，在亲戚们的帮助下，孔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在孔子的时代，士需要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学会了这六种技能，就能服务贵族、获得报酬。这样的士人，被称为儒。这便是儒家的起源。
孔子从小学的，也都是这些技能，他给贵族当过出纳、会计、还放过牛。他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但不同的是，普通士人只学些实用技能，以便日后在贵族那儿谋份工作；而孔子却不同，他每学习一种礼仪或技能，都必定追问它的来龙去脉、历史沿袭、及其背后的意义。
孔子认为，周公创造的周礼，表面是一堆繁琐的仪式，但本质上却是一种社会秩序，规定了不同等级人们的行为规范。无论天子、诸侯，或贵族、士人，都必须各自遵从周礼规定的礼仪规范，绝不能乱来；否则，社会就将乱套。
孔子的时代，就是个一切乱套的时代。诸侯君敢使用规格等同于天子的仪仗队，而贵族也敢公然演奏专属于诸侯的音乐。对此，孔子非常不满、认为这就是礼崩乐坏：
有一次，鲁国贵族季康子，公然采用天子礼仪，在大庭广众下，让64个舞姬同时为他跳舞。孔子对此怒不可遏，说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见，孔子是个有态度的人。当多数士人只是带着功利的目的学习技能时，孔子更关心的、却是礼仪背后的原则；当孔子掌握了一定技能，自然渴望找份好工作，但如果对方做事不合道义，就算薪水再高，他也不为所动。用孔子的话说，即：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但春秋时代，像孔子这样坚持原则的人，并不受欢迎，因而他也无法得到多少施展能力的机会。孔子35岁时，为躲避战乱，逃到齐国。齐景公请教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即：
君主有君主的样子，大臣有大臣的样子，父亲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有儿子的样子。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只有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尊崇周礼，国家才能和谐安定、不出乱子。
《孔子圣迹图》自明代算起 有诸多版本流传于世
⭐️因材施教
齐景公虽然赞赏孔子，但并没重用他。于是孔子回到鲁国，教书育人，从此以收取学费为生。既然不必依附贵族，孔子也感受到了自油和独立。孔子说：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意思是，凡拿十条以上干肉来请教我的，我都可以教他。可见十条干肉，是请孔子做老师的最低费用。
孔子学的是六艺，教的也是六艺。但一般老师，主要教其中四项实用技能：射击、驾车、识字和算术，士人掌握了这些技能，便可以去给贵族打工谋生。礼仪和音乐最不实用，所以不受重视。而能在重大场合正确使用礼仪、演奏音乐的人，却越来越少；违反规定的情况，也层出不穷。
于是，孔子便反其道而行之，教学以“礼”为主。孔子教授礼，教的不仅是礼的形式，而是要弟子思考感悟、蕴藏其中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社会秩序。人们只有理解礼所代表的社会秩序，才能发自内心地遵守礼，而不仅仅流于表面。这是孔子教学的与众不同之处。
因而钱穆认为，孔子是中國历史上的第一位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方法可总结为四个字，即因材施教。因为：
孔子所教授的，不仅仅是谋生技能，更是社会秩序、人生哲理、世间规律，学生只有掌握了这些更为根本的道理，就能发挥个性、施展才华、自油生长，让人人皆有可能成为理想的自己。
因材施教，是教育家孔子最伟大的地方。由于因材施教，孔子的学生，也都各有所长、个性十足。可见孔子的教学，绝非像蓝翔技校那样，只教授技能；而是更接近于近现代大学，培养的是能够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开拓型人才。
⭐️周游列国
孔子从36岁起，就一直在鲁国教书，而没有参䈣，但当孔子50岁时，鲁国国内出现了些新情况：
为了清除家族内患，三大家族都想请孔子出山。因为孔子尤其强调等级观念，对于背叛自己领主的臣子、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们先封孔子为中都宰，后升为司空，又做了大司寇。大司寇掌管全国司法，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孔子虽然始终与野心勃勃的三大家族心存芥蒂，但还是同意出山，除了想要实现自己的䈣治报复，孔子还有自己的计划，即：消灭三大家族内部的反叛势力后，将所得到的资源全都交还给国君。
当孔子不动声色，先后摧毁了季、叔两家的家臣势力后，三大家族忽然醒悟，察觉到孔子的真实企图。孔子还未及实现全部的计划，他在鲁国就待不住了。
于是，公元前487年，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那年，孔子55岁。
孔子先去卫国住了4年。卫灵公请孔子担任官职，并给予他在鲁国的同等待遇。但孔子并未得到重用，卫灵公只是把他养了起来。因为对卫灵公来说，孔子学问虽大，但对治理国家没啥用处：
一次，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事，孔子却说：礼仪，我懂；军事，没学过。
而春秋时期，战争频发，君主最关心的自然是战争谋略，孔子却说自己不会，当然得不到重用。他本人也清楚这一点。不久就带着弟子离开了卫国。
之后，孔子在曹国、陈国、楚国等国之间来来回回。楚国政治家叶公，曾和孔子进行多次深入交谈，向他请教治国理䈣的方法：
孔子说：近者悦，远者来。即国君让本國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吸引远方的人迁移来此。
叶公欣赏孔子的见解和才能，但孔子最终也没能留在楚国。
在楚国，孔子还遇到了三位隐士，嘲笑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他的䈣治理想，不过是空中楼阁、与现实脱节；还笑他在各国之间跑来跑去，纯粹是浪费生命，等等。直到唐代都还有人讽刺孔子，李白就有诗曰：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楚狂人指的就是三位楚国隐士。李白推崇道教，而源于道家老庄哲学的道教，本就源自于楚国。所以李白欣赏楚狂人，对孔子则不以为然。
其实，面对楚国隐士的批评，孔子早就抱定了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孔子还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意思是，理想不能实现，就坐船到海上漂流。孔子虽不得志，却始终是一位但求问心无愧的君子。
公元前484年，孔子重返鲁国，那年，他68岁。从55岁起离开鲁国，孔子周游列国的时间长达13年。
⭐️孔子的遗产
但彼时的鲁国，依然是三大家族掌权。因而孔子直到去世，也再没有重新踏入官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除了继续教书育人，然后就是写作。钱穆先生认为孔子留给后人的著作，主要是《春秋》：
《春秋》原是鲁国的官方史书，纪录了公元前770～前476年间近300年的大事。孔子晚年重新整理材料、编写的《春秋》，是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后人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孔子以“礼”的标准写作《春秋》。凡是符合礼的事，他就大力褒扬；但凡不符合礼的，他便严厉批判。所以，乱臣贼子的胡作非为，都会被史书记录下来、并流传下去，这无疑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压力。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享年73岁。其后，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才开始编写《论语》，记录孔子及主要弟子的言行。后来他的弟子各有不同发展，儒家分化为八大流派。
其中，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大弟子，最强调孝道。曾子收了个学生叫子思，他也是孔子的孙子，据说写作了《中庸》。子思有个学生叫孟子，发展了儒学中的仁义道德。子思与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
而荀子则生活于战国末期，与孔子隔了大约200年。荀子的老师不详，荀子被普遍认为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后来因为法家的韩非子、李斯都师从荀子，让后人对荀子的儒家身份产生了很大争议。
孔子晚年的大弟子曾参
⭐️孟子的坚持
孟子生当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到了极致，礼乐製度最后的遮羞布都被扯了下来。战国七雄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在生死存亡的竞争高压之下，儒家倡导的和谐之路，注定死路一条。这也是孟子处处碰壁的原因。
而法家倡导的富强之路，无论多么不和谐，却至少能提高些生存概率。再说，不和谐的代价大多由平民百姓承受，那些雄才大略的诸侯國君们，哪里会介意以百姓的生命下注，去豪赌自己的未来呢？
社会结构从封建走向集%權，其中最最重要的变化，是宗法熟人社会的消失。國家的權力格局，由小范围的人治，变成了大规模的法製(制)。
周礼的时代，领主与百姓世代相处、利益相关，两者虽无平等可言，但总有着起码的人伦和情感。而等到國君实现集%權，诸侯混战即便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國君也毫无感觉，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不过是一串串代表人头税收财产的数字。从封建到集%權，即是一个社会愈发冰冷，人情愈发淡薄的过程。
其实，各诸侯國集%權化的苗头，在春秋后期就已悄然出现。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要谋求生存、追求富强，各路诸侯会天然滋生出军国主义的强烈冲动。可要实现军国主义，就要征兵征税、提高效率；而想要提高效率，國君就得说一不二、一言九鼎；國君要实现一言九鼎，就必须打破逐级效忠的封建格局，宗族聚居必须变成编户齐民。
后来的战国七雄，遵循的都是这个路子，只是有先有后、步调不一。而秦国，也正是因为地处西北边陲，文化最落后、行事最野蛮，所以包袱最轻、步伐最快。
而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则到处贩卖各自的学说理念，为國君们支招、提出治国良策。之所以两家的政策药方差异巨大，因为两者无论是理念和起点，还是目标与诉求，都有着根本的差异。
若是以开药方来打比方。那么，儒家开的是营养液，希望病人康复，目标是创建和谐社会；而法家开的是壮阳药，期待病人能行，关心的是能否富國强兵。至于病人康复后能不能行，儒家顾不了；而病人能行后，是否失去健康，法家也不想管。
当时的秦國，就是富强但不和谐的典范，由于中央的控制能力过于强大，对百姓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国家统一，也意味着受苦受难、身处绝境的人无处可逃。
先前以为战乱死去的人多，折腾不起；后来却发现，修长城死的人可能更多。开始以为战乱让人颠沛流离，后来好容易迎来和平，可没想到一会几十万人北上修长城，一会几十万人南下开疆拓土，一会全国富人又被强制拆迁，更加民不聊生。以前实在没法活了，还能逃往别國、用脚投票，但当全天下都被统一于同一个儤君之下时，草民们就连想逃都没处逃了。
这正应了张养浩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值得八卦一下的是：
张养浩，字希孟，养浩借用了《孟子》的修心名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而唐朝诗人孟浩然的名字，也来自于此；希孟，也就是以孟子为榜样。
但话又说回来，法家的富强之路，固然不美好；但儒家的和谐之路，却实在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也和谐，我也和谐，的确能慢慢富强起来；但问题是，若你一个人关起门来搞和谐，邻居们却都一窝蜂富国强兵去了，那你又能和谐几天呢？
也就是说，纲常礼教注定被抛弃，弱肉强食也注定更激烈，想要倒回周公制礼的和谐秩序，注定没有可能。哪怕再多的孟子，天天忙着到处感化君主、弘扬道德、散发正能量，都没有用。退一万步，就算哪位國君真被孟子说服了，也只不过意味着一个國家倒霉的开始。
战国七雄的每个國家，战略目标都十分单纯：既要变大变强，还要赶在竞争对手之前、领先一步变大变强。因为春秋时期的争霸之战，早已升级为战国时期的灭国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竞争压力格外严峻。
于是安邦济世之才，就显得格外宝贵了。所以，各国争相开出高价、延揽英才，这正是孟子所处的时代特点。
孟子与孔子一样 周游列国 两者都堪称仁政之旅
孟子与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到处推销儒家的理想社会、和谐发展观；孟子虽然同样一再碰壁、也无人采纳他的主张，但日子却过得相当滋润，没有人会亏待他。
相比于孔子一会断粮、一会被人追杀，到处颠沛流离的境遇，孟子实在是太幸福了。这不是因为孟子的水平比孔子高，而只是时代不同了。
在孟子的时代，知识精英到哪、都能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國君们才不是冤大头，即便心里不屑，待遇也一定要给足。因为礼遇当时已然名满天下的孟子，就像给自己做了个活广告：就连这么迂腐的老夫子都能吃香喝辣、报酬优厚；若真的来了富国强兵的人才，那还用问吗？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周游列国，大牌学者通常会有很多弟子随行。孟子一动身，随行车队同样浩浩荡荡，所过之处、如同蝗虫席卷，诸侯國光是接待费用就十分可观。这不愧为百家争鸣的时代，各路学者备受受礼遇，因而思想市场也空前繁荣。
所以，大國诸侯一定会有大國风范，他们肯定会把孟子重金供起来，但是却从不用起来。有事他们照样会礼貌地找孟子咨询，多半也能被他说服，但却并不真的采用。孟老夫子，则像极了西西弗式的英雄。
从某种意义上，孟子与西西弗还真有一拼，明明对命运无能为力，却还是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反抗命运；明明知道自己必定是个输家，但就算是输，也一定得输得高贵。而孟子的先师孔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因而：
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
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
3、君子究竟“器”还是“不器”？
因而儒家，似乎从诞生开始，就像是一个悲情英雄，虽时时处处都表现得无所畏惧、大义凌然，但却注定将是一个失败、一场悲剧。
1、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孔子的儒家，梦想用周公的礼乐制度，将败坏的社会拉回理想状态。但孔子注定失败，因为相比于西周、周公的时代，春秋的社会现实早已不同，周礼本就没有实施的基础。
2、在弱肉强食的战国，孟子的儒家，试图用西西弗式的精神，周游列国、到处推销理想社会和谐发展观的儒家思想，试图劝阻各国國君施行仁䈣、放弃杀戮。显然孟子的失败，也同样是命中注定的。
3、而当秦國终于完成统一，将华夏在製度上由封建走向集%權，儒家在与法家的竞争中，彻底完败；但秦始皇虽志得意满、却意犹未尽，以焚书坑儒再次给儒家以致命一击。
4、而当汉武帝重新启用儒生董仲舒，将改造后的儒学，重新纳入朝廷的官方意识形态，并独尊儒术、推行全国，儒家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自秦國统一六國，整个华夏由封建割据、进入皇權集%權的帝製时代，整个䈣治的玩法，相比于前朝同样来了个巨大的反转。最直接的后果，不但是䈣治格局的改变，更是人与人之间对等关系的逐渐消失。
对等并非平等，之前的封建社会所极力强调的，就是等级製度。而对等的意思则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有条件的，只有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就像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是在说：
1、你君主有个君主样子，我臣下才会有臣下的样子；
2、反过来也一样，你君主若没有个君主样子，我臣下就不必有臣下样子了。
有人问起孔子对此事的看法。孔子说：泄冶活该。你泄冶又不是陈灵公的家人，干嘛瞎操这份心？
我知道商朝有个比干，给商纣王提意见，结果被商纣王给杀了。但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提意见是他的责任，所以好歹还算个忠臣。
而泄冶最多就是个打工仔、职业经理人。你投奔这种國家、侍奉这无道昏君，已经够不明智的了，居然还提这样的意见，妄图用一己之力改变淫乱的朝廷，这不叫活该叫什么？
所以孔子说，比干值得上一个忠字，而泄冶只值一个狷字，说白了就是个妄人。
其实，孔子意思是说，根本不必跟昏君讲道理，而且根本就不该臣服于他。人跟人之间，虽然身份地位有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关系是对等的，服务不了就应该直接走人。
在廉颇看来，你赵王重用我、待见我，我便好好尽忠；一旦情况变了，我一定头也不回地离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们之间是双向选择、对等关系。
这就是先秦时代的价值观。國君与士大夫之间，是类似于求职招聘的双向选择，就好像董事长和CEO。士择明主而事，鸟择良枝而栖。君王对人才求贤若渴，士大夫游走各国，以自己的理念才华获得赏识、服务君主，完全不必卑躬屈膝。君臣坐而论道，彼此尊重。
可到了皇權时代，还能这么玩吗？原来诸侯之间的激烈竞争，成了皇權的赢家通吃、市场垄断；君臣间的对等关系，也逐渐解体，演变成了臣下对于皇帝的单方面义务。
无奈儒家以入世著称、时时心系天下，生来就怀着治国安邦的远大理想，似乎非要服务于最高權力不可。但问题是，双向选择的对等关系没有了，客户只剩下了皇帝一家，是否启用儒生，那可得看皇帝的心情；你儒生要么言听计从 极力迎合；要么索性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回去当个土里刨食的农民。
但是，主张入世的儒家、并非安心出世的道家；而且，生来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家，却天然地鄙视匠气十足、只会干粗活的墨家，似乎唯一的出路，便是吊死在皇權这棵大树上。但是儒家失去了对等地位，又何来自油之精神、獨@立之人格？在䈣治格局中，即便皇帝决定启用儒家，儒生的地位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儒家士大夫的地位，自皇權时代起，便一路下滑、渐渐地急转直下。
秦汉时期，君臣之间还保留着先秦时期亦师亦友的关系：在礼仪上，君臣相互行礼、坐而论道；特别是，宰相对皇帝有封驳箴谏之權，即对皇帝的意见具有否决權，能够对皇權形成实质性的制约。
到了唐宋时期，皇權自我膨胀的冲动固然存在，但毕竟有传统在，皇帝对于大臣的意见，还有所顾忌，并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比如唐太宗，就经常被魏征怼得哇哇跳脚，却不能随便治他的罪，最多只能到皇后那里，发发牢骚、过过嘴瘾。一次上朝，唐太宗实在被魏征的喋喋不休弄得心烦意乱，正欲起身离开，却被魏征一把拉住袖子，又教训了一番。强势如李世民，对于他讨厌的大臣居然一样无计可施。
唐 韩滉《五牛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而宋朝，更是出了名的尊重读书人，皇帝“不杀士大夫”这条规矩，还被写进了祖训。但宋朝官製的最大特点是：宰相从独相变成群相，这无疑是一种分权，但分割相权的实质，即是加大皇權。非但如此，宰相赵普还建议太祖皇帝“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成功削弱了地方藩镇的權力。
在宋朝历史上，有个虽不起眼、却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瞬间。标志着儒家士大夫在皇權面前的地位进一步降低：
宋太祖有一次召见宰相范质，两个人坐着谈工作时，皇帝突然请宰相将手上的文件呈上来给他看。
等范质起身递上文件，退回时却发现，旁边的小太监已经把座位撤了，于是他只好站着跟皇帝回话。这是个重要的历史瞬间。要知道宋朝以前，宰相在皇帝面前总有个座位；但从那一刻起，宰相在皇帝面前的座位，就再也没有了。
宋朝皇帝的小小伎俩，不过是分割相權；但到了明朝，明太祖可动起了真格的，实行废宰相权分六部，干脆把宰相一职、给直接废了。于是所有權力，便都集中到了皇帝一人手中。
不但是行䈣權力，明朝张牙舞爪的皇權，更是将儒家士大夫的尊严一起剥夺殆尽。宋朝大臣在皇帝面前，虽然被撤了座位；至少还是站着的。但明朝大臣上朝，不但只能跪着，还随时会被当庭脱裤子、打板子，甚至经常被打死。以至大臣每次上朝，与家人都像是生离死别。
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里说，明朝最大的劣政，就是廷杖和诏狱。上面讲到了廷杖；诏狱，则是皇帝不经正规司法秩序，便通过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直属特务机构，对所有想要修理的人，想抓就抓、想杀就杀。
画像可以极力美化 但丑陋的行径 却将永载史册
之后的清朝，是异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王朝，在權力结构上，不但延续了明朝不设宰相的官製体系，雍正的军机处，更是无以复加的皇權、到达顶峰的标志。
清朝的皇權对于百姓，实行以八旗军为后盾的暴力统治；而其对于文人士大夫的折辱，同样变本加厉。朝廷不但大兴文字狱，大臣在皇帝面前只能够跪受笔录，就是毕恭毕敬跪着记录皇上的话，臣子哪里还有说话的份？此时君臣之间的權利义务关系，完完全全变成了单方面的。比如：
清代奇葩皇帝雍正，有一次收到臣下的奏折，里面说的全都是漂亮话，什么“君恩深重、涓埃难报”云云。照理这明摆着是汉人官僚对皇帝的、毫无节操的马屁，但雍正却很不高兴，说：
你跟我谈什么君恩深重？难道君恩不深重，你就不报了吗？——雍正的意思是，你作为臣子，别以为和你的皇帝主子、还能有啥对等关系，你尽你的臣节就好，其它都不是你该考虑的。
清代皇帝甚至认为，汉人大臣若过于注重修养、在乎名誉，就没法成为听话的奴才，想成为君子同样是范忌。至此，儒家文人只得放弃思想、埋头做事，彻底沦为了一群没有灵魂、失去坚守的庸人和奴才。
英文版介绍论语的书
俺始终想不通 孔子的标准像还能不能再难看些？
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國历史并非自秦以下全都黑暗不堪，真正的專#製獨%裁，是从明朝开始的，他在著作《国史大纲》里说：
1、明朝从製度上废除宰相，皇帝成为六部的直接领导，由此开启了真正意义的專#製。这是传统䈣治的恶化期。
2、而清朝，则比明朝更进一步，由專#製变为獨裁。可称之为“狭义的部落政权”。
至此，君臣之间的对等关系完全解体。君上对臣下的折辱，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皇權愈演愈烈，与儒家士大夫之间，从先秦的求贤若渴、双向选择；到唐宋的亦师亦友、君臣共治；直到明清两朝，儒家士大夫丧失了一切对等地位，沦为皇權绝对的工具和奴仆。
唐 阎立本 画孔子弟子像卷
此时，若是再提及孔孟起初所极力推崇的，君子不器、心怀天下的君子人格，是否会感到莫大的讽刺？
1、最初，孔子的儒家，创生于西周与春秋的社会土壤，心怀理想、志向豪迈，那才是原汁原味的儒家；
2、后来，孟子的儒家，成长于战国群雄争霸的乱世，游走于列國诸侯之间，还可以来去自油、双向选择；也尚能坚守儒家的原则理念，不必卑躬屈膝、委曲求全；
3、但自皇權时代、从董仲舒起，儒家就面目全非了。作为思想的贩卖者，儒家尴尬地杵在万马齐喑的思想市场中，所面对的、只有皇家这个唯一的顾客；也许放低身段、努力迎合、做好服务，就成了儒家唯一的选择。
斗转星移，顾客的脾气渐长，变得越来越蛮横霸道、不可理喻；而此时的儒家，也随着漫长的历史，演化成了一件皇權极其称手好用的工具。当初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抑或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情怀，如今安在哉？所谓的君子不器，又该从何谈起？
4、手工打造的圣人孔子
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的序言里，曾郑重指出：國人对于本國之历史，须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因而对于孔子，钱穆先生也始终推崇备至，他在著作《孔子传》一开篇，就称孔子为中國历史上的第一大圣人。
而北大的李零教授，在谈到应该如何看待孔子时说，他的态度是平视；作为历史研究者，他希望回归历史现场，去感受孔子的处境和心情，并希望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据李零教授的研究，孔子活着时，就并非圣人。
1、在身份上，孔子是民间学者和民办教师；
2、在学术地位上，孔子是当时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3、关于《论语》，它在体例上是孔子及弟子们的语录，只能算是子书(即诸子著作，属于经史子集里的“子”)，既非经书，也不是儒家思想的系统专著；
2010年 电影《孔子》
但是几千年来，从官方到民间，一直都尊奉孔子为孔圣人，他是历代读书人所崇拜的至圣先师；就连孔子的嫡传后裔，也都被历朝册封为衍圣公。
那么，如果回到孔子的时代，他本人对此又将如何评价呢？孔子品评人物，最高级的是圣人，其次是仁人，再次是君子。在孔子看来：
从智力上说，他只是学而知之的普通人，而非生而知之的聪明人；从地位上说，他连施展䈣治抱负的机会都没有，无法达成圣人的贡献。
⭐️封圣的初级阶段
那么，孔子又是如何成圣的呢？孔子是在他死后，被一步步加工成为圣人的。
1、春秋时期兴起许多学派，常常互相攻击。孔子刚刚去世，就遭到了诸多怀疑诽谤，就连孔门子弟内部都不够团结。为形势逼迫，以子贡、有若为首的大弟子，开始不遗余力、树立孔子的圣人地位，希望能籍此团结同门、争夺话语权。
这既是真心崇拜，也是情势使然。当时儒家说孔子是圣人、墨家也说墨子是圣人。树立本派的圣人，是各派学说参与学术争鸣的需要。
2、到战国时期，将孔子树立成圣人，又突破了两个理论障碍。本来孔子明确认为：
但当时的孟子，却将孔子称为“圣之时者”，意为当代圣人；用鲁迅的话说，即摩登圣人。原本孔子说圣人都是死人，而孟子却说孔子就是活圣人，这是对圣人概念的重要修正。
其后的荀子又说：孔子虽无权势、也没安民济众，但孔子与尧舜区别很小，因为尧舜是得势的圣人，而孔子是不得势的圣人。所以，后人也将孔子称为素王。
至此，孔子的圣人概念，已经完全乱套。孔子的弟子们，为了给老师封圣，一口咬定孔子比尧舜还强。如孔子地下有知，恐怕他打死也不会承认。这是孔子成为圣人的初步阶段。
周游列国 处处不得志的孔子
⭐️儒家道统的传承
据《论语》记载，孔子有许多大弟子，其中，最被看好的弟子叫有若，孔门弟子们都认为他精通儒家学说、相貌也酷似孔子，最应该继承孔子衣钵。
但最后真正继承了儒家体系的，却是曾参。因为颜回、子贡等虽然有名气，却都没有著作，而曾参却有很多著作，除了《孝经》，还有《礼记》的部分内容。而且，曾参还教出了子思、孟子这样的徒弟、徒孙。
到宋代，宋儒喜欢强调道统，即学术的正统性。
最初的孔子教学，分为四科；孔子身后的儒家，又分为八派；而孔门大弟子中，有名有姓的、据考证共有77人，俗称七十子。
然而，在宋儒这个道统中，孔子学说的四科，只独尊德行科；七十子中，只独尊曾参；原来的八派，也只保留了曾参一派的子思和孟子。即便在后世独具影响力的荀子，也因与孟子的学术冲突，被直接抛出了孔门。原本的四科八派，最后被简化为：
1、孔子传曾参；
2、子思传孟子：
3、直至宋代朱熹的一脉单传。
这个过程在孔庙祭祀製度的变化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孔庙中陪同孔子一同被祭祀的，叫做配享从祀，它的演变过程十分有趣：
1、在三国时，还只有颜回，这位孔子钦定的最佳学生；
2、到了宋代，鉴于儒家的单传道统，则增添了曾参、子思和孟子，合称四配；
3、至于元代，另为四配各封赠了圣人名号，视之为二等圣人。四配之下，是包括朱熹在内的孔门十二哲。
至此，孔子无比珍视的圣人名号，便出现了通货膨胀。而这样的祭祀等级，就好像在正式场合上，官员的坐席次序所传递的權力信号、等级地位，一望便知。而所谓四配、十二哲，则完全是后人捏造的，与孔子的儒家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至于官方将孔子和儒家，奉为正朔、加以供奉的历史，毫无疑问，起始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朝的帝王，表面上褒奖孔子，不遗余力加封孔子各种封号；而实际看重的，不过是被加工篡改后的儒家伦理，为皇權统治带来的种种方便和好处。
儒学既能很好地证明皇權的合法性，又是假装仁义道德、统一官员思想的有效工具；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就连蒙元和满清等外族建立的王朝，也都遵儒学为官方思想，并变本加厉给孔子封圣。
而历代之儒生，之所以如此崇拜孔子，也并非因儒家学说本身、令他们打心眼里信服；而是因为朝廷的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定为了高考唯一的科目。
渐渐地，历朝历代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单单给孔子封圣，而是想方设法、为孔子发明了不同的封号，而且越来越长。直到清代的顺治皇帝，钦定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人造孔子的巨大工程，也许依旧在继续。曾几何时，无数的孔子學怨，在全球各地拔地而起；又曾几何时，孔子塑像甚至现身于天朝的中心广场。
但是，在这两千多年从未间断的、人造孔子的过程中，孔子原本的思想、真实的人格，却被不断掩盖扭曲、面目全非。
无论是孔子的弟子，为学术竞争、团结同门，必须将孔子树立为圣人；还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其统治需要，不断给孔子封圣加爵，儒家学说也随着历史自然演变、或被人为歪曲。若孔子他老人家在地下有知，后来的儒家思想，恐怕连他自己都难以辨认了。
当儒学被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孔子也被皇帝树立为圣人，儒生们对孔子及其学说，便不仅不能有半点质疑，而且还必须崇拜；是否尊敬孔子、尊奉孔子思想为真理，已非个人观点问题，而是必须上纲上线、甚至成为一种另类的宗教。
有人说，中國思想界若有两个历史罪人，那么，一个肯定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而另一个，就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了。在两位帝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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