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的长沙下了一场雪。
我在雪融之后的朔风中，携妻儿驾车南归。半途经过衡山，经过桂林，径直朝北回归线而去。
长河落日下，我无忧无喜地开车。途经来宾市的红水河大桥时，我向西边的上游眺望了一眼，河床嶙峋，水波黯淡，仿佛在暮光中假寐的老妪。
1998年，这条河上游有个尖嘴猴腮的少年，也是在这般的早春二月，带着几箱书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和今日的我一样朝南宁奔去。
时光如同一把手术刀，把记忆的包皮削去。我望见那个同名的少年，在20年前的水库边朝我腼腆一笑。我的心脏被榴莲撞了一下。
如果没有1998，我和你们，今世都不会有任何交集。
命中的劫数从90年代的红水河漂来，我在2018年的桥上看着它们流远。
回到1997，那个看起来很喜庆的年份，那一年，柯受良飞越壶口瀑布，香港回归，三峡截流，一切都春光明媚，海晏河清的样子。
但我倒霉透了。
我当时23岁，在广西一个荒凉小镇的水电厂当厂办秘书。民谚曰：二十三，罗成关。1997年的春节期间，我参加了三场葬礼，其中包括一场国葬。我觉得相当之不祥，所以对这一年完全不抱希望，虽然每周都坐乡村巴士去南宁找工作，但永远都找不到合适的。心灰意冷的我决定找个村姑了此残生，就像身边的同事们那样。村姑们还是挺风情万种的，我在单身职工楼里经常听到她们娇弱的莺啼，像浓硫酸一样销蚀着男人的意志，她们都是天使呵，除了识字少点，没毛病。
喜欢这里的喀斯特地貌吗？你喜欢就来住一辈子呗。
但我偏偏就不喜欢识字少的女人。哪怕是俊得一掐就出水，甚至不掐都出水的女人。我连梦境中都是去大城市，这个念头压倒了一切的金钱和美女。
我去考过电视台，没考上；去考过报社，也没音讯。在赶考路上，曾经钱包被盗，损失惨重，我仿佛听到了冥冥中的神谕：躺下，别动，好好享受被强奸的滋味。
其实说是顺奸更妥。电力系统的工资不是一般的高，娶个漂亮妹子也不难，厂办更是一个容易飞黄腾达之地。但我就是不爽，我觉得自己是个鲲鹏（年轻人总爱自以为是一坨大鸟），此生应当辽阔，去大城市是今生惟一的目标。问题是，我爱大城市，大城市不爱我。
万念俱灰之下，我开始考虑娶村姑的问题了。自从1995年被学校强行分配到这个偏远小城的水电站之后（详见长篇回忆录《我的大学》），我们那一批入厂的大中专生，没有一个突围成功，每个人都仍然驻扎在水库边，我觉得老天爷准备把我们培养成兵马俑了。
1998年1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广西最著名的一张市场化报纸，叫我去省城试用。我被幸福击得天旋地转，泪流满面。我为了越狱，在两年里奔波数万里，孤苦挣扎却杳无音信，当我已经彻底绝望，准备在穷乡僻壤当一辈子野人时，命运之手却轻轻地叩门，唤我起身了。
我在一个深夜敲开了厂办主任的门，递上了我的辞呈。他一直器重我，但亦知我这样的外乡人不会在此地久留，他只关切地问我思虑周详了没有，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
此前有个和我同批进厂的妹子，辞职去了南宁，过得不如意，遂到广西电力局哭闹，局里安排她回来。但厂里是极不爽的，亦不可容忍第二例。须知本厂作为广西曾经的第一大发电厂，虽于我而言是充军发配之地，却是无数人挤破脑壳想进去的香饽饽。
主任于我有知遇之恩，曾把我从嘈杂的发电机边调到了厂办。我谦恭而坚定地望着他，说：我不会后悔，不会哭闹，将来无论混成怎样，我都不会回来满地打滚为难你们。
主任百感交集地沉默了一会，签了字。他派遣了一辆带拖斗的五十铃轿车，专程送我带上所有家当去南宁。我本是厂办的一个小秘书，配不起这个待遇。小镇亦有小镇的情义。
我刚毕业时，在这座大坝上守过半年水轮机。当厂办秘书之后，先后带数千人参观过大坝。我曾以为，它就是我的一生。
笼罩了我整个90年代的噩梦结束了。
当我第一次进入省报大楼的厕所撒尿，望着几百米外的广西电力局大楼，忽然自豪得前列腺都抽筋了。嗯，就是鲤鱼跳龙门的感觉。
我寄居在福建路的一个工厂宿舍，三房一厅里挤了14个人，连上个厕所都要排队。如果要在厨房里做饭，那也是要排队的，轮流煮。
每个夜晚，工人们在客厅里喝酒猜码打牌，我窝在房间的架床上写稿，看各种新闻写作书籍。我并不厌烦他们，因为我本是客，况且，不久前也是另一个工厂里的职工。我哪有资格歧视他们的无聊。
每个清晨的五点多，睡眼惺忪的我就爬起来，骑着那辆从中学时代就陪伴我的破单车，横穿邕江大桥，驰向报馆。1998年的拂晓街道空无一人，只有半梦半醒的我，咣当咣当的行进，如同迎接万丈朝霞的更夫。
可是，我多么爱这城市。当乡下人太久了，城里的每一盏路灯，甚至每一堆垃圾，都是亲切温暖的。
但城里的生活并不好混。
我并非报馆招聘的第一批人选。他们招了几十个人，因各种缘由筛掉了一批，因为需要替补，才召唤我。与我同日替补的共有三个人。我们和此前招录的人一样，都要面对严苛的淘汰，如同东莞桑拿酒店里的小姐等待翻牌。
我懂个球新闻。虽然当过大学诗社社长，虽然自学过艾丰的一套新闻学书籍，但我连规范的短讯都不会写。导语不会写，版面不会画，标题不会打，完全白痴一个。我觉得我要死翘翘了。
有一天，报社老总来巡山，望见我们几个大小伙子坐在办公室打坐入定，愤怒暴喝：哪有记者蹲在办公室等线索的，都给我滚到街上找料去。
这记棒喝如同滚雷般劈向了我的天灵盖。我们这批人中已经有好几个凭借熟稔的从业经验，占据了各个版面，而我在半个多月里几乎没发稿。我想我死定了。
母亲时常从故乡打电话来，询问我的近况。她的担忧与我一样，如果我通不过试用期，被扫地出门了，电厂是断然回不去了，那就只能流落街头，这个悲催结局，会比在乡村电站混一辈子更惨。
我的许多同事比我云淡风轻多了，他们家在南宁，没把这个饭碗当成惟一选择，但于我，就是惟一的宿命。我来自乡下小城，没有权势背景，没有第二条路，我只是市场铁律下的一只蝼蚁而已。
我知道再也回不去喀斯特地貌的电厂去，我得拼命扯住命运的鸡鸡。
许多年间，我还算是一个淡泊功名的人，虽然坚韧努力，却也不太在乎过多的得失。1998年例外。
我是1998的一条疯狗。
我拼命地争抢每一条能上版面的稿件，争抢任何一个露名字的机会。所有版面的编辑约我写稿，我全都答允。甚至广西电台约我写千字二十元的稿子，我都玩命写。
本想找一张1998年的工作照，让你们看看疯狗抢食的模样，竟然连一张都没找到。原叔从小就不喜欢照相，人丑，自卑。这是权威人士评价的，我小时候胖乎乎的，她说我是猪脸，后来瘦骨嶙峋了，她说我是马脸。该权威人士是我亲娘。我被她打击得这口气到如今都没缓过来，所以我的抽屉里只有标准照。
分别摄于1995、1998、2001。分别贴在大学毕业证和记者证上。采访2001年国足十强赛时用的是第三张。
我曾经大喇喇跟部门主任说，我可以开一个体育专栏。而那时，我连规范新闻都没写溜。淳朴的部门主任，被我这个在福建读大学的人给唬了，竟然就给我辟出了个人专栏。
那一年，后来成为兔妈的幼齿，还是南宁沛鸿中学的16岁学生，看到我走位飘忽，如梅花间竹般出现在体育版、评论版、文娱版甚至头版的时候，深感神奇，然后给我写了封信，询问如何才能在高考作文考出高分。
我哪知道怎么才能高考高分，1998年的我，完全就是为了生存、为了不被淘汰而拼死挣扎，仅此而已。
关于饿死的恐惧，是最深的恐惧。
我在电力系统时，每月收入大概1500左右，还不算大量的实物福利和隐形补贴。我查了一下，1998年中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425元，折合每月400多，可见当电老虎还是有肉吃的。
但1998年2月，我在报社领的基本工资是400元，稿酬另计，我刚开始哪会写稿，所以就靠四百大洋度日。我首先想到的是节流：每天早中餐吃两元的米粉，晚餐吃6到8元的快餐，否则这点工资都不够糊口。
当时我们那拨年轻记者一到中午就打拖拉机赌快餐，输者付外卖钱。我因家训严格，从不赌钱，但饿得头昏眼花也顾不得太多了。作为大学时代的牌鬼，我牌技好且手气奇佳，连一次盒饭钱都没付过，同部门的一个小伙子倒是逢赌必输，没多久就迫于经济压力退出了赌局。
我每次狼吞虎咽吃免费午餐时，总是不停在内心安慰自己：我没赌钱，我没赌钱，因为没亲手拿别人的一分钱。
当时打牌的规矩是从3打到5，先到者赢。有一次，拉锯战特别惨烈，双方打了两三个小时都无法抵达终点，四个饥肠辘辘的年轻崽捂着胃痛楚地摸牌，像一群身残志坚的灾民。
1998年开启了中国纸媒的黄金年代。我几年后的东家南都，就是那一年发家的。
体育部主任时常勉励我们：搞体育新闻有前途呵，像毕熙东汪大昭苗炜大仙他们，在足球报上开专栏，一个字一块钱。这话把我馋坏了，因为我当时写一个字才几分钱。不过当我几年后也能一个字挣几块钱时，发现自己还是没阔起来，因为没去买房。
法国世界杯来了。我们出了一本观战指南杂志，拿到大学校园里去卖。世界杯期间熬夜一个月，每天自己写稿自己做版。我最无聊的一件事，是和同事去南宁的秀灵路暗访，那条路类似于深圳的巴登街、广州的杨箕村，满街都是倚栏巧笑的发廊妹，系本埠淫虫的钟爱之地，但受世界杯冲击，生意顿时萧条。然后我们得意洋洋写了一篇稿《世界杯如火如荼 秀灵路门可罗雀》。
伪球迷只知道1998年的贝克汉姆和欧文，而我最喜欢的是达沃苏克，克罗地亚的金左脚，号称“左脚能拉小提琴”。
赛后分赃，我在一个月里领到了八百大洋稿费。这是我在新闻生涯的第一笔巨款，幸福了好久，因为可以买好多盒饭了。8年之后，北漂的我在德国世界杯上挣的钱涨了100倍，但我丝毫不觉得幸福，因为依然买不起每天上班经过的、清华东门的华清嘉园里的一套房。
1998年的我们，如此容易满足。领到巨款的我，在古城路的一家快餐店里，加了个煎蛋，添了3次免费的米饭，觉得岁月静好，当然，如果有个姑娘托着腮望我就更好了。
世界杯结束，疲乏不堪的体育部决定南巡，犒劳兵卒。至少我是累坏了，法国队和巴西队的决赛之夜，我一直昏睡。
我们先是去了合浦的星岛湖，当时大热的《水浒》就是在这里取景的，景点里的小屋里有一只木桶，据说是扮演潘金莲的王思懿在这里洗澡勾引武松使用的情趣用品，我扒着木桶边缘望了望，喉结不停滚动。
晚宴在当地一家著名的酒楼。他们的招牌菜，是合浦前任县委书记发明的：把天鹅、穿山甲、海龟、果子狸、黄猄、蟒蛇等八种珍稀动物放一锅，炖上6个小时。食材取之不竭，因为越南走私到广东的珍稀动物必须经过此地，往往被查获，公仆们经科学论证后认为，每个山头不能放生过多同类动物，否则会饿死，最佳办法是吃掉一部分放生一部分。书记每晚都要来喝，喝得容光焕发枯木逢春，后来，他外逃美国了。
那个夏夜，我们这班童子鸡，喝了大补的靓汤，三味真火在丹田熊熊燃烧，只好集体坐在宾馆的台阶上吐着舌头数星星。我们友爱地互相递着纸巾，擦鼻血。
翌日直取北海银滩。上次望见这片海时，我还是乡下水电站职工，满脸忧愁地想着这辈子如何过，如今我终于又成了城里人，阴霾尽去。
沙滩上有许多晒得黝黑的游泳女教练，娇媚地表示要和我分享此际的幸福。边学游泳边分享，50元；坐摩托艇去海岛分享，200元。我轻轻推开非洲友人，独自朝霞光万丈的深海游去。
90年代后期，是媒体盛世。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伢子们，拼命想进入这个行当，包括许多宦官家庭，哦不，官宦家庭，也把孩子往媒体里送（前不久看南周出过一则更正启事，说把某人写成出身宦官家庭，应为官宦）。
而如今，只有穷苦家庭的孩子，才会选择传媒业。富贵人家的娃早就当白手套去了。
那时言路尚开放，一副小阳春的样子，因为中国准备入世了嘛。媒体领导也是经常被批的，抽屉里早预备了各种检讨书的模板，犯事了便递一份上去，亦无大碍。当年的市场化媒体总编们，都很有担当，出事时绝不连累部下，自己扛。所以我们这些小兵都蹦跶得很欢，反正天塌下来有老总顶住。
更根本的一点是，当年的广州已经成为中国报业第一重镇，是所有媒体人的心驰之地。1998年，南周的记者的月薪已经过万，且作品一纸风行。所以，内陆的新闻人都憋着劲出大招，就算被东家炒了，也可以投奔南方报业啊。留爷处有的是，就看你是不是爷。
1998年4月份，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广西电力局的校友打来的，唤我去当局里的团委书记，正科级。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进入团系的机会，满大街扑腾找新闻多好玩，当官崽多无聊。
70后大概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而他们逢见了也许是此生最后的一缕理想主义晚霞，挺幸运的。
今年的春节，出了许多怀念1998的公号文，他们都在怀念《相约九八》、九八抗洪和《还珠格格》。
我记忆最深的却是法国世界杯，以及，《泰坦尼克号》。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部片子是长者拍板引进的。
1998年的盛夏，我拿着报社发的电影票，第一次看到了《泰坦尼克号》，热泪盈眶。我从未看过如此伟大如此牛逼的电影。20年后，我又看了一次，这回是对照着卡梅隆的剧本原文一段一段看的，琢磨的全是剧情和对白，但依然看得满心唏嘘。
我是在南宁建政路上的实验电影院看这部片的。一百米外是我曾经的东家广西电力局，50米外是我此生签署工作合同的第一个单位广西水电厅，而30米外，是建政派出所，1995年夏天，我呆若木鸡地在那里，眼睁睁看户籍民警把刚毕业的我的户口签注到荒凉的小镇。它们像一张严实的网，而我是漏网之鸟，像小李子一样奔向自由，奔向怒海。
报社和我签订了合同，我从见习记者变成了记者。父母觉得应该在南宁筑一个窝了，于是举债买了南湖边上的一套房。那时的房价是每平米两千。因为没钱装修，我好几年都是住在毛坯房里，习惯了倒也没啥，觉得蛮原生态的。
筑起了巢，自然会考虑引凤。虽然只是毛坯巢，那我就引毛坯凤呗。
反正我好像是要发情了。这事得怪卡梅隆。看了铁达尼号，谁不想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长辈和同事都在热心地为我张罗相亲。我像木偶般被推到各种场合，有时面对一个人，有时面对10多个人——相亲对象带着庞大的亲友团，我觉得她们要么太精要么太蠢。当然，在她们眼中，我估计也是又蠢又土又穷的。
因为工作缘故，我认识了一个桂北的女孩，和我同年，也在南宁工作。我们之间虽有情愫，却是谁都没挑明，我觉得山河正长，日子亦长，急个甚。没想到有一日她打我call机，说她辞职了，要去深圳。临行前，她欲言又止地望着我，送了一本英文字典，我迄今不知何意。随后，她便成了1998年的马航370，就此失联在茫茫人海中。
那时我们这代人，尚可做精神上的爱人，不必肉帛相见。寻呼台的妹子会将你的爱意记录下来，传输给对方，而你会久久凝视着BP机等待一条音讯。
当时光来到2018，其实依然有爱的邮差，只不过她们的职业变成了老鸨。我觉得她们的前世没准就是寻呼台小姐。
1998年初秋，我调到了特稿部，中秋节那晚，我在防城港调查了一宗案子后，在雨夜中打车几百里回到了南宁。从故乡赶来陪我过中秋的母亲做了一桌菜，备好月饼，等着深夜归来的我。
这一年，是我的本命年。悲欣交集的90年代已临近尾声。
而我命运的大幕才徐徐拉开。
这一年，龚晓跃那班人组成的五文弄墨在南都上名噪一时，他们随后组建的南方体育报是三年后我的第四个东家，而南都，是我的第五个东家。
也是在1998，从麻省理工学院归来的张朝阳，在北京创建了搜狐网，那是我的第六个东家。
那一年的阶层还没固化，一个穷小子还能靠自己的奋斗，从穷乡僻壤里挣扎出来，独自走向广袤的中国大地。我们怀里揣着梦和火，去往彼岸，去往异乡。
所以，我怀念1998，这是今生最好的年份。
我亦怀念那年中秋之夜，母亲开启的一瓶葡萄酒。
那瓶酒，叫张裕解百纳。
张裕解百纳，这是诞生于1931年的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
87年来，从烟台到全国，从中国到世界，张裕解百纳一程又一程，目前在全球销量累计突破5亿瓶。
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印象，葡萄酒是舶来品，“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但，你或许不知道，作为首个打入欧洲主流市场的中国葡萄酒品牌，张裕解百纳已进入欧洲5000多家超市销售，成为风靡欧洲餐桌的“网红酒”。
人生如酒，酒如人生。
1998年，我从穷乡僻野奔向城市，开启了长达18年的新闻生涯。
前两年，我办完人生第8次离职手续，投向更广阔的生涯。
人生，是一场马不停蹄的告别与启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如今，百年张裕以归零精神，开启二次创业，而全新推出的第九代解百纳，也随之迈向全球之路的下一程。
前路漫漫，风光无限，让我们举起金杯把美酒斟满，敬，你我的下一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