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至今，本报记者多次与民政部相关司局负责官员交流此事。从中得到的回应大致有两种。一种说法称“民政部门有责任为老百姓选择信得过的慈善组织，否则捐赠就会乱套”。
但亦有负责人说，“这种做法是1998年洪灾后，发现出现虚捐诈捐、资金管理不严等情况，因此在大灾中一直沿用这种模式，是否符合慈善行业的规律、法规，确实值得商榷。”
事实上，这15家慈善组织政府色彩较为浓重，其主管部门多为中央部委或全国性事业单位。因而，对这些组织其因所募款物集中后，是否具备配套的人力、组织力，长期存有争议。
本报记者多方采访得知，对于15家之外公募慈善组织的“汇缴”工作，在许多地方并未强制性执行。15家慈善组织也并未主动联合有关部门参与“收缴”。
“这15家慈善组织的主管部门层级高，也是这次政策遭遇更大反弹的原因。”一位研究者说，过去的“集中”已经让类似慈善组织“苦于花不出钱”。
这已是慈善领域悄然的变化。2008年汶川地震后，红十字总会等曾试行项目分包的做法，让一些中小型民间慈善组织竞标参与其所募资金的项目制定。这种做法已颇受民政部高层肯定，曾让“草根”组织满怀期望。
规则撞车
但许多慈善业者未曾想到，这种模式在玉树或将不复存在。
“我们都由政府决策统筹，不会考虑（上述）这种模式。”青海省民政厅厅长更阳8月2日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更阳表示，青海省已经制定了521亿重建项目的详细目录，可以供慈善组织、捐赠者选择善款投向。
7月7日，民政部等发布《实施办法》，该《办法》称其贯彻落实了国务院5月27日的一个《国务院关于支持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这份《意见》行政效力更高。
两者对资金统筹的表述完全一致：捐赠资金“全部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
但《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关于捐赠资金使用的表述，则给了基金会裁量权。“基金会应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其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捐赠，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
此次汇缴的具体方式是：对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外的慈善组织，其汇缴拨付账户可选择青海省民政厅、青海省红十字会和青海省慈善总会。
15家慈善组织的善款，至此史无前例地汇统，归属青海省一家。省级政府与慈善组织，形成一种从未有过的关系。
1998年抗洪、2008年汶川地震等大灾中的资金管理方式，均未就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外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资金管理作出类似“汇缴”决定。
民政部相关官员解释，上述决策已考虑到青海经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并且重在改变汶川灾后重建中，项目投入存在诸多重复建设，“需要系统性统筹”。
然而，在本报记者与上述慈善组织人士的接触中，多数认为将善款转由政府统筹，存在巨大的忧虑。“如果这一次可以统筹，意味着随时都可能统筹，慈善行业会否变形为政府的吸金渠道？”
难题待解
这些担忧几乎一环扣一环，关涉整个慈善领域的权利规则。
本报记者获悉，经过与13家基金会的沟通，民政部建议其在选定项目清单后，将所筹款项悉数打入青海省三个专用账户，并出具项目规划和资金使用建议。
此后上千个项目的招投标等具体执行工作，则自然由青海方面负责。
是否能真正监督政府对资金项目的管理，目前仍存未知数。此中特殊者，则更显示出其他慈善组织面临的难题。
譬如，红十字总会尽管已将20多亿资金拨付至青海省红十字会，但由于总会与其天然关系，仍能掌握资金情况。“我们的底线是，每和青海省政府确定一个项目，我们才会责成青海省红会拨付这个项目的钱。”红十字总会救灾部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在5、6月进行的部省商讨中，青海省政府曾提出，将所有善款均统汇到其民政厅账户，但同时参加会议的红十字总会、慈善总会表示疑议，最终定案汇缴账户时，加入了其青海省分会。
其他13家基金会则无法轻松以对。
“我们对资金的日常监管怎么办？”多位基金会救灾领域负责人称，慈善组织对项目的日常评估监督，与政府的事后专项资金审计，在做法上有巨大差异。
也有人称，青海省现在拿出的项目清单尚不具体，很难持续监督每一笔善款的流向，“最后可能又和财政资金混杂，怎么向捐赠人交代？”
许多负责人甚至流露出彷徨之色，“未来慈善组织到底做什么？灾难时帮助政府募款吗？”在现行法律中，中国政府主要在慈善组织注册和公益资金审计中施行管理职能，慈善组织在公募权、资金使用决策等权利上有明确的自主性。
在7月7日《办法》发布后，慈善研究领域与各家慈善组织间，已就相关法律、制度、治理领域展开多次对话。多位参与其中的业界学界人士均告诉本报记者，对善款汇缴在法理程序、长短期影响等方面，各方已有基本共识，并将情况与有关部门沟通。
在7月29日苏州的一次研讨会中，国务院法制办一位副主任称，“在慈善捐赠的管理和使用上，迫切需要通过慈善立法，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的行政干预慈善法律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和捐赠人权益的问题。”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