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妓乐、美食、戏曲、饮馔烹调与戏曲艺术，都是适应人们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孟子说：“食色，性也。”赵岐注曰：“人之甘食悦色者人之性也。"这个“性”实际应包含人的生物本能和精神心理两个方面。“食色”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类社会的进化水平和审美取向。表现了人性的真实的一面。
中古以前，笙歌、妓乐、美食的享受一直是宫廷贵族的特权，隋、唐之际，随着门阀制度的逐步解体和商业的勃兴，出现了大批的寒门士人和身操末业的富商巨贾。他们不仅对干预政治抱有热情，而且也希望分享贵族化的精神娱乐。青楼的产生，除了经济的原因以外，也是富商的需求所致。
唐代的青楼已经开始将声色、歌舞与美食融为一体，妓女们不仅擅长歌舞演奏，而且还具备专门的侍宴侑觞的技巧，长安平康里中一个普通的妓院，也是“屋室宽博，卮馔有序”。
宋代更进一步，城坊的废除，瓦舍勾栏的出现，使宋代的都市结构更趋近代化。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把城市生活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境界。士庶游人，流连于瓦舍勾栏，足不旋踵，即可欣赏到诸般民间伎艺，品尝各色美味小吃。而戏曲这种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亦在此时诞生。市俗化的审美趣味在宋代的城市生活中占了上风，对美视、美听、美味的追求不再是少数人的雅好，而是成了全社会的风尚，成为市民阶层的生活休制方式。
到了《金瓶梅》所创作的时代，情况又与宋代有很大的不同。《金瓶梅》的中心人物是集官僚、恶霸、商业资产者于一身的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形象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还没有先例。第五十六回西门庆周济常时节的时候，对金钱发表过一通高论：
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理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在这里已不是《水浒传》中晁天王、“小旋风”式的仗义疏财，而是对于货币在流通中能够增值的经济规律有了模糊的感性认识正因为西门庆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所以他的掠夺方式、享乐方式也就有别于一般的缙绅富贾。
在《金瓶梅》中写妓乐、美食、戏曲也是常见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夸豪示富的排场，一种巴结权贵的手段，美食、妓乐与戏曲演出在西门宅内几乎总是同时亮相、互相补充的。第四十九回西门庆为结纳当朝重臣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与两淮巡盐御史蔡蕴，煞费苦心，未雨绸缪，先在“家中定下果品，预备大桌面酒席”，遣家人“送了下程”，然后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下轿进厅：
“当下蔡御史让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门庆垂首相陪。茶汤献罢，阶下箫韶盈耳，鼓乐喧阗，动起乐来。西门庆递酒安席已毕，下边呈献割道。说不尽肴列珍羞，汤陈桃浪，酒泛金波。端的歌舞声容，食前方丈。当日西门庆这席酒，也费勾千两金银。”
西门庆在整个清河县，控制着所有的休闲场所，官府、吏役、帮闲、妓女、戏班、乐人，似乎都在按照西门庆的意愿运转着。他对艺术原本一窍不通，所能欣赏的不过是市井妓院中流行的[闹五更]、[打枣竿]、[挂枝儿]一类“秽亵鄙浅”的小曲而已，但他却能利用手中的权势垄断戏班乐人为之供役，让他享受，让他作为礼品贿赂官僚。
《金瓶梅》不曾涉及戏曲在民间演出的情况，这固然是受了小说情节的制约，但亦从侧面反映出戏曲被豪门权贵把持的现实以及各色人等对不同剧种的好恶臧否。前面说过，西门庆对艺术其实并无兴趣，不过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而已，所以他家中既演院本、北杂剧，又演海盐南曲。凡招待士夫贵胄，必用海盐戏班。迎请宋巡按的描写，如第六十四回刘、薛二内相为李瓶儿亡灵致祭，西门庆叫来的也是一班海盐戏子。其间有一段有趣的对话，透露了海盐腔在嘉、隆年间流行分布的情况及戏班的内幕，且看原文：
西门庆道：“老公公，学生这里还预备着一起戏子，唱与老公公听。”
薛内相问：“是哪里戏子?”
西门庆道：“是一班海盐戏子。”
薛内相道：“那蛮声哈刺，谁晓的他唱的是甚么！那酸子每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载遨游，背着个琴剑书箱来京应举，怎得了个官，又无妻小在身边，便希罕他这样人。你我一个光身汉，老内相，要他做甚么?”
这段对话至少传达了三个消息。
其一，海盐戏的影响在当时已由南及北。
其二，欣赏用南方口音演唱的海盐腔，是上流社会的时尚。薛内相是北方人，又不懂附庸风雅，所以斥它是“蛮声哈刺”，最后还是听了一套渔鼓伴奏，引吭高歌的“道情”，才觉过瘾。
其三，海盐戏文的演出形式主要是唱“堂会”，在士大夫缙绅之家的氍毹上表演。
此外，它还暗示了海盐子弟兼充男色的风气。明季南风猖獗，优伶子弟往往充当这种畸形欲望的发泄对象。褚人获说“京师所聚小唱最多，官府每宴，辄夺其尤者侍酒，以为盛事，俗呼为南风”而“闹广两越尤甚”。海盐子弟大多年貌韶秀，其为好此者所狮，办情理中事。《渔矶漫钞》中记载：
海益有优童金风，少以色幸于分宜严东楼，蛋非金不食，夜非全不寝。金既色衰，食贫里居。比乐楼败，王凤洲《鸣风记》行，全俊涂粉墨，身扮东楼。以其熟悉，举动酷肖，复名噪一时。向日恩情，置勿问也。
严世蕃之败，发生在嘉靖四十一年，正是《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看来当时听海盐腔虽是一种时髦，而北人中能唱南曲的却寥寥无几。不然李桂姐何以能凭一曲[驻云飞]就赢得了西门庆的刮目相看。西门庆死后，应伯爵撺掇春鸿投靠张二官，也是因为他会唱南曲，“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应他，他见你会唱南曲，管情一见就上垛，留下你做个亲随大官儿”。
中国戏曲的一大特点是娱乐性强。这与它萌芽于市井，出入于青楼的经历颇有关系，勾栏也好、衔衡也好，那场合那气氛根本就排斥严肃认真、“净化情感和心灵”的演法或听法。所以中国的演员和观众一开始就约定俗成了一种庄谐并举、轻松舒畅的戏剧观念。逮至明代，戏曲更多地进入豪门大户，成为酬宾庆会的重要节目，一边是打诨插科、笙歌嘹亮；一边是觥筹交错、美馔纷呈，戏曲原有的品格已经蜕化到与酒筵完全平行的层次上。无怪西门庆对待海盐戏子请示剧目的问话，只回答：“我不管你，只要热闹。”
看戏要看热闹，可以是一种艺术效果的享受，也可以是一个生活场面的拱托。看戏“要热闹”，勉强也可算一种审美趣味，但显然是低层次的。这与西门庆对饮食的追求适成鲜明对比。
小说中的西门庆由一个破落的浮浪子弟发迹起来，也只不过开个生药铺，连带包揽词讼，“说事过钱”，仍未进入上流社会。与他过从甚密的无非是应伯爵、谢希大等酒肉知已，所以那时他的饮食需求尚未超出市井富家的水平。从鸡鹅腰掌到扁食猪肉，掌素鲜肥，他一概不拒。然而，随着财富的暴涨，身份的提高，他的口腹也愈来愈饫甘餍肥，而专嗜清雅。他喜欢吃的是鲥鱼、酿蟹、鸽雏、糟笋一类时鲜及酥油泡螺、衣梅等精致果品。试看书中所载“酿蟹”的炮制：
四十个大螃蟹，都是剔剥净了的，里面酿着肉，外用椒料、姜蒜来儿、团粉裹就，香油炸、酱油酿造过，香喷喷酥脆好食。
就连吴大舅也不禁赞叹：“我空痴长了五十二岁，并不知螃蟹这般造作，委的好吃。”
再看第六十七回关于“衣梅”的一段描写：
只见来安儿后边拿了几碟果食：......一碟黑黑的团儿，用橘叶裹着。伯爵拈将起来，闻着喷鼻香，吃到口，犹如饴蜜，细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门庆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门庆笑道：“糖肥皂那有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说是梅苏丸，里面又有胡儿。”西门庆道：“狗材过来，我说与你吧，你做梦也梦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捎来，名唤做衣梅。都是各样药料，用蜜炼制过，滚在杨梅上，外用薄荷、橘叶包裹，才有这般美味。每日清辰呷一枚在口内，生津补肺，去恶味，煞痰火，解酒克食，比梅苏丸甚妙。”
衣梅在南方并非罕见之物，而西门庆偏嗜此味，却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可见当时不独戏曲以南部为尊，连饮食也是崇尚南味的。《客座赘语》中记载：
金陵士大夫颇工口腹，至今犹然，而哺啜家又兢称吴越间，世言天下诸福，惟吴越口福，亦其地产然也。
明代漕运发达，南方美食明初即已传入北方。考《如梦录》“街市纪”，可知当时各类南果店、南酒店、南香料店几乎已遍布开封城内的大街小巷。而“各街酒馆，坐客满堂......各色海菜，六安芽茶、鲜鱼、鳅鳝、团鱼、鲜虾、螃蟹......直抵大隅首”。正、嘉以后朝政窳败，士夫贵戚，兢逞声色口腹之欲，服用僭侈。西门庆新拜蔡太师门下，认为义子，势焰熏蒸，加以生财有道，日进斗金，他当然要穷奢极欲，僭享口福了。第五十二回应伯爵有一段话，道出了西门庆在美食上考究僭越的程度：
你每那里晓得，江南此鱼（按指鲥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儿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谁家有！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西门庆对待饮食的享乐追求，可谓不厌其精，不厌其美，这与他对女色的永不餍足铢两悉称，并形成内在的连锁反应。过量的珍馐补品的摄入，徒然助长了西门庆的淫欲；欲望的恣意放纵又导致精力的亏损而急需营养的补充，不断的占有，不断的内耗，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西门庆生活的主要内容。西门庆的罕见的死亡方式，也进一步充实了这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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