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人笑赏玩月楼”，讲的是李瓶儿过生日、邀请吴月娘、潘金莲等人观赏狮子街灯市的故事。作者的那支笔，把元宵佳节的欢乐气氛狮子街灯市的繁华盛况写得淋漓尽致。人们的欢声笑语、观灯乐趣，似乎也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丰登快活年”。
然而，作者的用心却决不在如字面表现的歌舞升平，而是要写出欢乐背后的悲哀、太平底下的悲剧、繁盛掩饰的凄凉。只是作者这种意图的表达，却是用了力透纸背的诛心之笔，需要细心的赏析才能领会的。
首先，作者把清河县元宵灯市写得十分热烈，却使我们感到这清河县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县城，如果说它是东京也未尝不可。
当然，这里对于灯市的大段描写是从《水浒传》对于清风寨元宵花灯的描写衍生来的；但是，《金瓶梅》作者对于《水浒传》那段描写，不仅有所继承，而且有了重要的修改。
《水浒传》第三十三回中，“宋江夜看小鳌山”一节有这样一段描写：
“但见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梅灯，晃一片琉璃;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团锦绣。银蛾斗彩，双双随绣带香球；雪柳争辉，缕缕拂华翠。村歌社鼓，花灯影里竞喧阗;织妇蚕奴，画烛光中同赏玩。虽无佳丽风流曲，尽贺丰登大有年。”
稍加比较便可发现，《金瓶梅》的大段灯市描写，从词语和写法上都借鉴了这段文字，有的甚至是原话照抄，有的则是加以铺衍。但由于清风寨的花灯是镇级水平，参加者多是四乡农民，所以来的是“织妇蚕奴”，演的是“村歌社鼓”，没有什么“佳丽风流曲”。清河县狮子街灯市却是县级水平，自然参加者和景象与清风寨不完全相同。所以，狮子街灯市不仅有“村歌社鼓”，而且有“百戏货郎”。参加者没提到“织妇蚕奴”，却是算卦的、弹唱的、做小生意的一帮市民，更有那“王孙争看，小栏下蹴踟齐云；仕女相携，高楼上妖娆新色”。
因而，王孙仕女是这里的重要看客。所谓仕女，按小说所 写，又无非是公侯府位里的宅眷，贵戚皇孙家的艳妾，还有勾栏院中的妓女。
一个清河县竟有这许多国公王侯、贵戚皇孙，岂是一般的县城可比？
所以它的灯市，与东京大致没有根本的区别。
那么，作者这样描写的用意，或者就是要把狮子街灯市作为那个社会最繁华一类的节日盛况来表现吧。
然而，作者写了最高一级的节日盛况，却对它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
他写潘金莲与孟玉楼搭伏着楼窗子往下观看，潘金莲正兴奋地叫着：“三姐姐，你看这首里，这个婆儿灯，那老儿灯……”
正在看着，“忽然被一阵风来，把个婆子儿灯下半截割了一个大窟窿，妇人看见笑不了”。
这不但是描写轻浮的潘金莲连观灯也脱不了邪念，而且是以象征性的笔法揭露着在这节日盛况下掩盖的肮脏与丑恶。
接着，作者又以写实的手法写了一段街上众人对楼上潘金莲、孟玉楼等人的议论。
潘金莲的笑声，先是招惹得楼下看灯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不一会儿，就哄围了一圈人。接着便是几个浮浪子弟的议论，猜她们是公侯宅眷，或是皇孙艳妾，或是院中妓女。而终于有人站出来，认得她们是西门大官人的妇女，好比“阎罗大王妻，五道将军的妾”，是惹不得的。
又指着潘金莲说道：
“好似卖炊饼武大郎的娘子。大郎因为在王婆茶房内捉奸，被大官踢中了死了，把他娶在家里做了妾。一一后次他小叔武松东京回来告状，误打死了皂隶李外传，被大官人垫发充军去了。”
把西门庆的罪行、潘金莲的根底，说的一清二楚。这便表明，尽管西门庆一手遮天，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自有一笔清楚明晰的账。
这自然会让人想到，在公侯府内、皇孙宅院该隐藏着多少罪恶，那么，这繁华的灯市、节日的欢乐又该掩饰着多少悲凉。
作者只以淡淡几笔，便在元宵灯市上显出武大郎惨死的血痕，听出武松冤屈的长叹。
而且，作者为这元宵灯市招来的阴魂怨鬼不只被人们提到的武大郎，还有在这段故事中只字未提的花子虚。
因为吴月娘等人，是李瓶儿过生日邀来新居观赏元宵灯会的。
本来，李瓶儿的生日是正月十五日，正好是元宵佳节，她邀请客人饮酒作乐、赏月观灯，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她的丈夫花子虚病死于十一月三十日，到正月十五日不及百日。花子虚尸骨未寒，其灵位尚供养在房中；李瓶儿正是热孝在身，便如此大宴宾客、饮酒寻欢花子虚阴魂岂能散去？所以，对花子虚虽然只字未提，他作为阴魂怨鬼却是一个不出场的出场人物。
何况，李瓶儿的这座新居，可以说是花子虚拿命换来的。花子虚原来的往宅仅与西门府一墙之隔。由于花太监遗产分配案，花子虚吃了一场官司，结果把原来的住宅变卖出去作了赔退。所以，花子虚官司了结以后，就面临另买房屋居住的问题。他为了筹银买房，欲查算西门庆拿去为他的官司买嘱人情的三千两银子的下落，希望将剩下的找回来。
于是，他想宴请西门庆，一面道谢，一面趁机查算银两。不想李瓶儿暗中嘱咐西门庆“休要来吃酒”，花子虚四处寻西门庆不着，三千两银子连一分也没有找回。这一口重气，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只得拼凑二百五十两银子，买了狮子街一所房屋居住；由于气恼过度，刚搬进新居便害了伤寒病。又为李瓶儿停医所误，花子虚仅二十四岁便短命身亡。
所以，狮子街这所房屋，便是李瓶儿害死花子虚的见证。然而，热孝在身的李瓶儿却给这所房屋被上喜庆的节日盛装，在临街楼上“设放围屏桌席，悬挂许多花灯。”又请了两个唱的，为吴月娘等人弹唱助兴。吴月娘等人更是穿着妆花锦绣衣服，潘金莲还坐在窗口探出半截身子，与孟玉楼嬉笑不止，被人认作“公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贵戚皇孙家艳妾来此看灯”。
李瓶儿还生怕她们未尽兴，一再劝酒，一再婉留。但是，彩灯、湘帘是抹不去这所房屋中发生过的罪恶的，而这些欢声笑语恰恰与花子虚惨死的凄凉形成鲜明的对照。
《金瓶梅》作者就是这样，尽力地描写着这座新居的欢乐气氛，使读者自然而然地想到花子虚的悲剧，从而对这种欢乐气氛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
之所以会有这种联想，并不是作者有什么暗示，而是由于作者把作品中的现实及其发展一幕一幕地展示出来，使我们产生出一种历史感。所以，即使没有暗示，我们也能以这种感受将历史与现实加以对比，从而领会作者的深刻寓意和艺术匠心。
这样，在这一段不长的故事中，作者以多种手法深刻地揭示了在节日气氛笼罩下的社会与人生的真相。
这里既有象征性的笔法，也有从社会民众角度对西门府的透视，还有历史与现实相映衬对比的严格写实，共同完成了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有深度和广度的刻画。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这段故事对李瓶儿的性格、追求和命运，作了进一步的展开。
原来，李瓶儿之所以不顾丈夫刚死热孝在身，在元宵节、也即她的生日宴请吴月娘等人来家里赏灯行乐，那是有重要原因的。
因为早在花子虚吃官司而即使开释的时候，李瓶儿已经对自己未来的生活道路作出了抉择，这即她对西门庆所说的：“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但是，既然花子虚尚健在，西门庆当时并没有对娶李瓶儿的事作出认真的考虑和答复。
后来花子虚死了，李瓶儿便迫不及待地要找西门庆商量婚娶的事。
花子虚十一月三十日病死，李瓶儿正月初九便赶到西门府为潘金莲做生日，正月十五日又邀请吴月娘等人来狮子街新居观灯作乐。
她的目的，就是要讨好西门庆的众妻妾，为她早日嫁入西门府作准备。事实上，她已经暗自请了西门庆于正月十五日晚前来赴席，而且将认真向他提出婚娶之事。
如此看来，李瓶儿的情绪倒是和元宵灯市的欢乐是一致的。
同时，正像灯市的欢乐隐藏着悲哀一样，李瓶儿的欢乐也掩盖着花子虚的白骨。她就是这样踩着花子虚的尸骨走向西门府的宅院。
这恰是那个残酷无情的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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