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电视剧时,夫人喜欢追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基本上我都处于走神状态,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时间久了,夫人还总说我故作深沉。
立场不同,选择不同,好人还是坏人,终究是难以回答。
但既然屁股坐在凳子上,就必须站在我们的立场,谈一谈,怎么对待极端的坏人。
时间又来到熟悉的1949年,我们刚刚解放上海。
公开战场较量胜负已分,隐蔽战线的激烈交锋正酣。
陈毅同志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这让逃走的蒋介石十分不满,马上向特务头子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刺杀陈毅。
当时的大环境是上海刚刚解放,陈同志奉命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工厂倒闭、物价飞涨、人心不稳、生活困难,还有老蒋时时不遗余力的捣乱。消灭领头羊,就能进一步把水搞浑。所以,陈同志就这样被冠以“天字特号”的代称,出现在特务们的计划单中。
在蒋的直接干预下,毛人凤便开始输送“包裹”的计划。在他的安排下,有两批包裹被同时送入上海。
第一批是刘宝德。刘全德曾参加过红军,号称“军统特级杀手”,是老蒋专门“点将”点出来的人物。
刘全德出发不久,我们便收到地下工作者的密电“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机关派遣少将组长刘全德带领安平贵、欧阳钦等人,欲抵上海执行谋刺陈毅市长的任务。”。
陈同志看过后轻蔑一笑,指示到“记得,老蒋特务既然要来,你们千万别让他跑了,一定要一网打尽”。
刘全德老奸巨猾,并未贸然出手,先潜伏在舟山女土匪黄八妹处打探情报,随后乔装成卖白糖的商人大摇大摆来到上海。
最初我们也是一直没有头绪,调查陷入僵局,只能冒着打草惊蛇的风险,先预估刘全德会联系上海旧友,从熟人上下功夫,对刘宝德关系网进行拉网式排查。
为摸排情况,我们派人几次去刘全德旧友家拜访。第二次高积云前去拜访刘全德的“徒弟”,不料正巧遇到刘全德在他家潜伏。三人在酒桌旁推杯换盏,高同志趁人不备将烟头塞进嘴里,烟草叶的浓烈气味刺激他连连作呕,他便装作不胜酒力,顺势起身出去吐酒。
整套动作十分自然,丝毫没引起刘全德怀疑。
之后,我们的同志迅速包围,一举擒获还在醉酒中的刘全德。
在审讯中,刘全德吐露出还有第二批特务,但对具体领头人、计划一无所知。
刚刚松懈的弦一下子又拧上了。
第二批是特务的目标也是暗杀华东局和上海的领导。
在侦察期间,我们同志从监狱里吵闹的两个小毛贼身上发现端倪。审查一番后,确定永乐村这个位置。走访调查后,一个叫朱山猿的人浮上水面。
由此确定朱山猿是第二批特务。与刘宝德一样,朱山猿同样没有选择贸然行动,在我们在上海排查的时候,他正在忙着拉大旗作虎皮,勾结黑帮老熟人。
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刘全德被捕让朱山猿心惊胆寒,但在老蒋的胁迫下,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冲。
在小弟的建议下,朱山猿选择策反跟陈同志有往来的文学界人员,提前埋置炸弹。
同时为了稳妥,再派其他小弟去上海招兵买马,扩充人手。也正是源于此,几个小喽啰为争抢名额大打出手,被我们同志抓到线索。
行动前,朱山猿有些得意忘形,有一次亲自参与扰乱治安,身边小弟被当场拿下,其本人虽侥幸趁乱逃跑,但也损兵折将大半。
身边无人可用的朱山猿还是不敢回去,我们利用朱山猿急于交差的心理,派一名同志打入内部,最终生擒朱山猿一行特务。
其实很早之前我也在想,老蒋的特务和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听起来工作性质大抵相同,那为什么我们敬重后者而鄙夷前者呢?
直到我看到周同志的一句话。他对地下工作者的要求是:
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
这是对外。
周同志还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
这是对内。因为金钱美色和武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对敌有用,是建立在腐蚀自身基础上。
所以,从始至终,我们不会、也不屑搞恐怖袭击,因为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
如今,要警惕的,该是另一种方式的特务了吧。
刘全德的自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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