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电视剧时，夫人喜欢追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基本上我都处于走神状态，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时间久了，夫人还总说我故作深沉。
立场不同，选择不同，好人还是坏人，终究是难以回答。
但既然屁股坐在凳子上，就必须站在我们的立场，谈一谈，怎么对待极端的坏人。
时间又来到熟悉的1949年，我们刚刚解放上海。
公开战场较量胜负已分，隐蔽战线的激烈交锋正酣。
陈毅同志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这让逃走的蒋介石十分不满，马上向特务头子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刺杀陈毅。
当时的大环境是上海刚刚解放，陈同志奉命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工厂倒闭、物价飞涨、人心不稳、生活困难，还有老蒋时时不遗余力的捣乱。消灭领头羊，就能进一步把水搞浑。所以，陈同志就这样被冠以“天字特号”的代称，出现在特务们的计划单中。
在蒋的直接干预下，毛人凤便开始输送“包裹”的计划。在他的安排下，有两批包裹被同时送入上海。
第一批是刘宝德。刘全德曾参加过红军，号称“军统特级杀手”，是老蒋专门“点将”点出来的人物。
刘全德出发不久，我们便收到地下工作者的密电“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机关派遣少将组长刘全德带领安平贵、欧阳钦等人，欲抵上海执行谋刺陈毅市长的任务。”。
陈同志看过后轻蔑一笑，指示到“记得，老蒋特务既然要来，你们千万别让他跑了，一定要一网打尽”。
刘全德老奸巨猾，并未贸然出手，先潜伏在舟山女土匪黄八妹处打探情报，随后乔装成卖白糖的商人大摇大摆来到上海。
最初我们也是一直没有头绪，调查陷入僵局，只能冒着打草惊蛇的风险，先预估刘全德会联系上海旧友，从熟人上下功夫，对刘宝德关系网进行拉网式排查。
为摸排情况，我们派人几次去刘全德旧友家拜访。第二次高积云前去拜访刘全德的“徒弟”，不料正巧遇到刘全德在他家潜伏。三人在酒桌旁推杯换盏，高同志趁人不备将烟头塞进嘴里，烟草叶的浓烈气味刺激他连连作呕，他便装作不胜酒力，顺势起身出去吐酒。
整套动作十分自然，丝毫没引起刘全德怀疑。
之后，我们的同志迅速包围，一举擒获还在醉酒中的刘全德。
在审讯中，刘全德吐露出还有第二批特务，但对具体领头人、计划一无所知。
刚刚松懈的弦一下子又拧上了。
第二批是特务的目标也是暗杀华东局和上海的领导。
在侦察期间，我们同志从监狱里吵闹的两个小毛贼身上发现端倪。审查一番后，确定永乐村这个位置。走访调查后，一个叫朱山猿的人浮上水面。
由此确定朱山猿是第二批特务。与刘宝德一样，朱山猿同样没有选择贸然行动，在我们在上海排查的时候，他正在忙着拉大旗作虎皮，勾结黑帮老熟人。
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刘全德被捕让朱山猿心惊胆寒，但在老蒋的胁迫下，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冲。
在小弟的建议下，朱山猿选择策反跟陈同志有往来的文学界人员，提前埋置炸弹。
同时为了稳妥，再派其他小弟去上海招兵买马，扩充人手。也正是源于此，几个小喽啰为争抢名额大打出手，被我们同志抓到线索。
行动前，朱山猿有些得意忘形，有一次亲自参与扰乱治安，身边小弟被当场拿下，其本人虽侥幸趁乱逃跑，但也损兵折将大半。
身边无人可用的朱山猿还是不敢回去，我们利用朱山猿急于交差的心理，派一名同志打入内部，最终生擒朱山猿一行特务。
其实很早之前我也在想，老蒋的特务和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听起来工作性质大抵相同，那为什么我们敬重后者而鄙夷前者呢？
直到我看到周同志的一句话。他对地下工作者的要求是：
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
这是对外。
周同志还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
这是对内。因为金钱美色和武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对敌有用，是建立在腐蚀自身基础上。
所以，从始至终，我们不会、也不屑搞恐怖袭击，因为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
如今，要警惕的，该是另一种方式的特务了吧。
刘全德的自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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