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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法美学思想主要特征——崇尚格高雅正的“二王”书风，反对卑俗

【小知识】

明代书家对“二王”书法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赵孟頫书法的再认识与接受，赵孟頫历来被视为传承“二王”书风的典型代表，换句话讲，明人对“二王”书法的认识始终伴随着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赵孟頫的书法也成为了明人学习晋人书法的参照。

明代初期的程朱理学否定北宋苏、黄、米的书法观而回归晋唐的复古路线，与元代的书法复古路线基本一致，因此，元代赵孟頫的书法在明代初中期受到书家的青睐和推崇，明初宋濂就认为赵孟頫的书法“笔意精绝”、“至精至妙”；王鏊认为赵孟頫最得“二王”笔法；文徵明认为赵氏专法“二王”；唐寅直谓赵氏得山阴（王羲之）真谱，对赵孟頫书法最为推崇的当为明代松江的何良俊，何氏在《四友斋书论》中指出：“自唐以前，集书法之成者，王右军也。自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赵集贤也。盖其于篆隶真草无不臻妙，如真书大者法智永，小楷法《黄庭经》，书碑记师李北海，笺启则师二王，皆咄咄逼真。而数者之中，惟笺启为尤妙，盖二王之迹见于诸帖，惟简札最多，松雪朝外临摹。盖已冥会神契，故不但书迹，虽行款亦皆酷似，乃知二王之后更有松雪，其论盖不虚也。”

由于赵孟頫专法“二王”，不涉其他，故后世多有“奴书”之讥，赵孟頫书法中的媚态在明代中期以来多有诟病，如王世贞曾以古雅论赵氏书，然赵氏书中的俗、软之气亦使王世贞不免认为赵氏书法“微俗”，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讲道：“小楷法《黄庭》《洛神》，于精工之内，时有俗笔。碑刻出李北海，北海虽佻而劲，承旨稍厚而软。惟于行书极得二王笔意，然中间逗漏处不少，并不堪观。”王世贞认为赵孟頫书法有俗气、软媚之弊，但赵氏行草书却得“二王”用笔之意趣。明代的项穆认为赵孟頫“骨气弱，酷似其人。”并认为赵氏书法“妍媚纤弱，殊乏大节不夺之气。”

董其昌更是批评赵孟頫用笔太过于熟软，缺少“右军雄秀之气。”董其昌曾把自己的书法与赵孟頫作比较，认为自己的书法胜在生，胜在率意。在明人看来，赵孟頫书法中的“媚俗”之弊，实因用笔过于巧妙造成的，傅山提出了“宁拙毋巧”的观点，以拙求巧，方得大巧。傅山借拙评书，实际上提倡士人气，旨在强调奴颜媚骨的道德批评。明代的谢榛认为拙是一种境界，他在《四溟诗话》中提出：“至于拙，则浑然天成，工巧不足言矣。”拙中所体现的不甜俗，不媚俗，不轻滑等可以说是对俗、媚、滑的舍弃，董其昌提倡拙的审美意味，认为拙就是高逸古淡。

赵孟頫专法“二王”，旨在得右军形迹，于右军书法之风神失之较多，所以，赵孟頫在明代中后期书法的神坛上很快跌落下来，从明代中期直至明末，赵孟頫的书法地位一落千丈，被直接贴上了“熟、俗”的标签，徐渭在《评字》中讲道：“孟頫虽媚，犹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书不可言也。”傅山在《霜红龛论》中对赵孟頫的书品、人品直接提出了批评：“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明代中期以来，文人书家对赵孟頫书法的接受来看，可反映出明人对格高雅正“二王”书风的追寻，反对卑俗和媚态。强调中国儒士的道德人格力量，展示儒者的道德理性，强调道德与艺术的统一。

唐寅在《跋王右军书绝交书真迹》中认为王羲之的书法“笔笔华润，字字恬愉。”项穆在《书法雅言》中指出：“书不入晋，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在董氏看来，“古法”就是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莫云卿在《论书》中讲道：“书法不由晋人，终成下品。”可见，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的取法标准依然是“二王”标准，这也成为了明人论书的标准之一，比如，项穆批评米芾书法“矜持骄傲，激扬凌厉”，董其昌批评苏轼“失在用笔”，黄道周批评“宋人书法不师右军”等。从明代整个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来看，明代书法推崇晋人书法之韵，崇尚格高雅正的“二王”书风。

附·赵孟頫书法《归去来辞》全卷

【文◎黄辉（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