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3日，一架不明身份的大型波音747货机，突然降落广州白云机场。机门打开，一个身材魁梧，身穿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制服、头戴大盖帽的大汉走出机舱，激动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他叫王锡爵，是这架波音747的机长。
王锡爵，1929年出生于四川，14岁那年，抱着抗日打鬼子的信念，离开家乡考进国民政府在四川成都创建的空军幼校学习，成了一名初中飞行学员。1949年，王锡爵顺利完成学业，正欲回家探亲，却突然接到飞往台湾的紧急命令。无奈之下，他匆匆给家人留下一封信，便稀里糊涂跟随败亡的国民党去了台湾，而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王锡爵到台湾后，一直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六十年代，他还在祖国大陆上空执行过U-2飞机侦察飞行任务，并因此受过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官至空军联队队长，军衔中校。1967年，王锡爵退伍，进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工作。
作为飞行员，王锡爵的收入很高，工资近三万港元。然而再舒适的生活，也难解他思念故土亲人之苦。他想念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老父亲，还有五个弟弟。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们是否都还健在？他多想回去看一看他们，可面对当时台湾当局对大陆所采取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王锡爵根本看不到半点重返故乡的希望……
时间转眼来到1984年，王锡爵去乡已35年。就在这一年，通过海外转寄的方式，王锡爵终于和四川的家人取得了通信联系。得知老父健在，他欣喜不已。几经周折，王锡爵还和早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兄弟们，在香港见上了面。
时隔30多年的这次重逢，让王锡爵“回家定居”的念头更加坚定。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想通过正常的途径回家定居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便打算利用职务之便，劫机返乡！
1986年5月3日，他的机会终于来了。这天，经一再申请，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终于批准由王锡爵驾驶编号为B-198的波音747货机，飞新加坡到曼谷再经香港返台湾的航线。
当天早上5点50分，王锡爵驾驶载有10万公斤货物的波音747货机从新加坡准时起飞。当时飞机上除了他，还有两个人：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
王锡爵计划中转香港时，趁机将飞机开往近在咫尺的广州白云机场。不过要做成此事，必须先搞定另外两名机组人员。为此，他一直暗暗等待着时机。
下午2点40分，飞机即将到达香港时，三人在飞机上用完了午餐。此时，邱明志到后舱去清洗餐具，董光兴在前舱驾驶飞机。王锡爵抓住这个宝贵的时机，突然走到董光兴座椅后，猛地用钢链勒住他的脖子，然后迅速掏出预先准备好的手铐，将董光兴的双手扣在前舱把手上。
面对董光兴的惊愕与不解，王锡爵低沉着声音，坚定地说：“对不起，老兄，我今天决心要到广州落地！”
就在此时，在后舱清洗碗碟的邱明志听到前舱有动静，便走了进来。看到眼前情景，邱明志吓了一跳，以为有人劫机，可环顾左右，并未发现陌生人。
这时，王锡爵严肃地把刚才对董光兴说的一番话向邱明志又重复了一遍，并希望他服从机长的命令。邱明志十分惊异，直言自己不去。话音未落，两人便扭打在一起。
此时，飞机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摇摇晃晃，开始颠簸。邱明志打不过王锡爵，只好住手。王锡爵于是赶紧坐回驾驶座，把握操纵杆，改变航向，向广州飞去。
距离广州不远，王锡爵主动与白云机场联系，并得到了降落许可。望着脚下朝思暮想的大陆山河，以及远处已进入视野的白云机场，王锡爵激动不已。
下午3时10分，王锡爵驾驶这架波音747，成功降落在白云机场。经过37年的等待，他终于踏上了这片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
王锡爵驾机归来的举动，感动了无数人。在广州，他受到群众的盛大欢迎。到达北京后，他还出乎意料地见到了日夜思念的老父亲和两个弟弟，后来又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人民大会堂的亲切接见。而更让他感动不已的是，家乡政府和人民得知他毅然返回大陆的消息后，为迎接“游子”归来，在他逗留广州的短短几天时间里便修建了一条简易大马路直通他家门口，同时为他家乡架设了电线，让这个偏僻小山村也用上了电。
王锡爵驾机返乡一事，在台湾省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当时这里有太多跟他一样，有家难回的游子。终于，经此一事，在各方舆论的重压之下，台湾当局在王锡爵驾机归来的第二年，开放了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
那架波音747连同机上的货物，以及另外两名机组人员，在当年5月23日，由我方正式交还对方。至于定居大陆的王锡爵，后来则被任命为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兼副总飞行师，并连任第六、七、八、九，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除了这些工作，王锡爵还继续着他热爱的飞行事业。他亲自驾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飞行于中国和美洲、欧洲和大洋洲之间。凭着丰富的驾驶经验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直到退休，王锡爵也未出现过任何飞行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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