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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画界的国宝级七“鉴”是何许人?

      20世纪80年代,历经了“文革”劫难后的中国古书画元气大伤。


政府对文物事业的恢复十分重视,于是国家文物局调集了当时中国最出色的七位古书画专家试图弥补挽救中华文明的瑰宝。

这七位专家分别为:

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谢辰生

自此,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


▲从左至右分别为: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从1983年成立,前后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如今留存在大陆的绝大部分中国古代书画只要一查《目录》就能知晓。


 

谢稚柳

七位专家中,谢稚柳先生年龄最长,资格尤老,担任鉴定组组长。他不仅是鉴定家,更是名闻遐迩的书画大家。同时他也是1962年新中国第一次组织的三人鉴定组中唯一健在者(另外两名成员为张珩、韩慎先),其权威性无可争议。


 

启功

启功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和书法大家,他对古代书画涉猎广、研究深,用学者教授视角去审视每一幅书画,尤以细微缜密的考据见长,在组内担任副组长


 

徐邦达

以资格论,徐邦达先生在组内颇有威望,他在书画鉴定界问鼎北方数十年,累积了丰富经验,与谢稚柳二人素有“南谢北徐”之称。


 

刘九庵

 

杨仁恺

以年岁论,刘九庵先生和杨仁恺先生相仿,经验也不分上下。刘先生之敦厚、杨先生之敏捷,以及他们对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奉献精神和工作态度都为后辈所敬仰。


 

傅熹年

专家组内,傅熹年先生出身名门,时值壮年,记忆极强。他是梁思成的学生,专研古代建筑,并将自己的特长应用于书画鉴定之中,往往分析精辟、见解独到。


 

谢辰生

而时任文物局顾问的谢辰生则主导协调小组工作。


鉴定界的“八年抗战”

1983

鉴定工作始于北京,首先鉴定的是存放于故宫的“文革”抄家书画。北京工作以故宫博物院为重,其他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荣宝斋等等,故仅首都一地就工作了两个春秋。

1985

1985年3月工作组移师江南,首站既是上海,上海博物馆的大量馆藏自然也是艰巨的挑战。上海工作三期至1986年6月,鉴定组又赴沪宁沿线的苏州、常熟、无锡、扬州、镇江、常州直至省会南京

1987

1987年3月至浙江省安徽省包括众多县市博物馆、文管所鉴定,仅苏浙皖等地的工作也有两年之久。

同年9月至河北石家庄鉴定,尔后驱车赶赴山西太原

1989

1989年,国内书画收藏重镇除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外,大部分均已过目,剩下尚有四川、湖北、湖南等地。

1990

1990年于北京召开总结会,及对少数省会的一些补遗工作。

前后八年,行程数万里,过目书画十余万件的鉴定界盛事终于告一段落,业界誉之为“八年抗战”


鉴定中的分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传世书画由于天灾或兵燹,经历了无数次的聚散离合,失坠弥多,因此鉴定存世古书画的工作量是异常庞大的。

工作之初,老先生们有时往往为一幅画的真赝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半天下来没能看上几幅,如此下去鉴定工作不知何年完成。为此,文物局提议对有争议之画,不求统一,可把专家们不同意见记录在案,留于后人继续研究。


▲《雪竹图》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雪竹图》是一幅历史名画,而围绕着对它的鉴定,谢、徐二位专家产生了分歧。

关于《雪竹图》,

谢稚柳认为其是五代南唐画家徐熙所作;

徐邦达则认为是南宋中期到元明交接这段时间里所作


二人的分歧主要源于各自鉴定方法的不同。

谢稚柳强调“笔墨风格、特性”的鉴别。

谢稚柳在鉴别《雪竹图》时曾说:

“没有任何旁证说明这画是出于何人或何时代,只有从画的本身来加以辨认,因此,从它的艺术时代性而论,不会晚于北宋初期的制作。”

可见他在鉴别书画时对时代风格的侧重。他认为书画作品的笔墨风格、时代流派是鉴定的主要依据,而印章、题跋、著录、别字等旁证,只能起辅助作用。


徐熙另一幅作品

▲徐熙-《玉堂富贵图》


谢稚柳先生在鉴别《雪竹图》时,就是从笔墨风格入手,定其时代性。在没有任何鉴别依据的情况下,从文献中寻找徐熙“落墨”画法的著录,得出徐熙画法的笔墨个性,并与《雪竹图》的画法相比较,从而论证了《雪竹图》的笔墨风格正是与徐熙“落墨”相符。可以看出,谢稚柳虽然侧重书画本身的鉴别,但并没有摈弃掉著录等辅助依据


谢稚柳作品欣赏

谢稚柳-《荷花图》

谢稚柳-《墨竹图》

谢稚柳-《荷塘生趣》


徐邦达则强调“可资对比”的互补性。

徐邦达在鉴别时,亦重视对书画作品风格的把握,然更侧重书画作品“可资对比”的互补性。

他在《谈古书画鉴别》的文章里,为“目鉴”提出“着眼点”,“目鉴”主要着眼于笔法、墨法和结体。这些方面,从中找特点,定“样板”,他认为不了解这些,根本谈不上辨真伪和明是非。

他认为古书画的时代风格、笔法特点在鉴定中起主导作用,因为它能反映出画家的时代特征。

徐邦达在鉴定古书画时,以作品的用笔用墨放在首要位置。他通常把被鉴定的书画作品与已证实的真迹相比较,同时综合辅助依据,得出结论。体现了他鉴定时非常侧重“可资对比”的互补性。

徐邦达作品欣赏

徐邦达-《书法》

▲徐邦达-《山水》

徐邦达-《柳溪烟霭图》


如今,谢稚柳与徐邦达两位老先生均已驾鹤西去。二人关于《雪竹图》的鉴定之争似乎也已尘埃落定,但他们的观点却已经生根开花。

一些学者坚持谢稚柳的观点,他们出版的图书中明确标明《雪竹图》是徐熙的作品,创作年代为五代;

而另外一些人赞同徐邦达的观点,使用《雪竹图》时标明作者为佚名,创作年代为11至15世纪。

徐邦达与谢稚柳关于《雪竹图》的鉴定之争,其实只是身处顶峰的二人并世而立各呈己见罢了,这样的争论在鉴定界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寒林重汀图》

▲董其昌提拔


举例来说,面对历史名迹《寒林重汀图》,明代大鉴赏家董其昌认为,此画不仅是五代南唐画家董源的真迹,它还是董源的杰作,并题跋了“魏府收藏董元画天下第一”(董元与董源相通),而这个观点并不为后人所接受。

张大千则认为,《寒林重汀图》不是董源的作品,而是五代南唐另一位杰出画家赵幹的作品。七“鉴”之一启功先生也支持张大千的观点。

所以,现在有些出版物上将《寒林重汀图》的作者标明是董源(传),也有的标明是赵幹(传),并没有定论,可见学术争论是常有之事。


启功:书画还是模糊点好

书画鉴定上的代笔之说,颇有争论,所谓代笔指老师忙不过来由学生来代画,老师落款钤印,仅传周臣与唐寅是老师替学生代笔的。鉴定中经常碰到有所谓代笔的,如沈周、祝允明、唐伯虎、董其昌、金农、吴昌硕等,以为董其昌代笔者记载最多,其中沈士充与赵左尤为出名。


启功作品欣赏

启功-《山水》

▲启功-《竹石图》

启功为怡心斋题字


对代笔,谢稚柳先生认为,无论传说中唐寅代笔,还是其他人的代笔之说,虽有文献、书信记载,在厘清其是否为真正代笔画,还当以实物为依归。

向来幽默的启先生曾趣言:“现在看画,一开卷,只要说是假的就证明能鉴定,是专家,其实岂是如此简单。现在仿我的字满街都有,他们比我写得还要好,孰真孰假,迨至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看我现在的字,谁还能说得清楚,还是模糊点为好。”

看来这就是当书画鉴定仍需凭主观经验为主时最客观的结论了,启功先生与谢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世界的传播作出的卓越贡献,海内外影响深远。

回顾“七鉴”的八年历程,鉴定组的老先生们对文博事业的卓越贡献以及由此而留给后人无以估量的精神财富,着实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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