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末,已是深夜12点多了,和两个朋友乘电梯下楼。这是一部只容下十一、二个人的老旧电梯,里面已经有四位女士,我们的后面又上来了四五个男子,电梯满员了。
这几个男子看上去都已三十出头,喝了酒,高喉咙大嗓门地嚷嚷着涌进来,旁若无人的大声说笑,空气中立刻充斥了酒味、烟味和汗味,大声的喧哗使拥挤的空间增添了不安和躁动。我尽量屏住呼吸,盼望电梯快点到一楼。
可是电梯启动没多久就晃了一下,停住了。看楼层显示该到三楼,但电梯只走到三四楼的中间,不上不下,在不该停的地方停下了。
大概因为已是深夜的缘故,人比在白天容易惊慌,才过了几秒钟,那几个男子的情绪就失控了,开始高声叫骂,使劲儿拍门、砸门、跺脚,站在门前的一位男子居然学着电视剧里的情景,用力扒门,企图强行打开电梯门。剧烈的震动使电梯开始摇晃,几位女士花容失色,跟着紧张的尖声大叫甚至抽泣起来。转眼电梯里就乱成一团,我和朋友想制止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这么做会使故障电梯更危险,但我们大声喊着,也盖不住他们的哭叫声。
我看到在电梯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一部红色电话机,很醒目,傍边还贴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些应急电话号码。可惊慌失措的人们视而不见,没人想到打求救电话,只一味的叫骂、哭喊。
我们站在最后面,够不到电话,我只好放下礼貌,拼命往前挤,从几个人的面前伸过手去,摘下了电话,几乎是趴在前面那个人的背上才勉强够到,照着纸条上的号码拨了过去。立刻有人接听,我报告了电梯发生的状况。
听到有人打电话,电梯里逐渐安静下来,慌乱的人们这才想起应该求救,有人小声嘟囔着:“怎么没看到电话?”那几个男子也冷静下来,显然因为刚才的失态有些难为情,没有一人说话,大家尴尬的沉默着,开始静静的等待。
大概两三分钟后,电梯启动了,缓缓的降到了一楼。几个男子迫不及待冲了出去,我注意到他们相互之间甚至没有告别,各自走了。
一桩小事,令我生出万千感慨。紧急状态下能保持镇定,才是脱险的重要保证,往往事故本身并不严重,人们的惊慌无序却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惶恐会像瘟疫,迅速传染给其他人,令人们失去判断力,可能只是一瞬间,但却会丢掉一辈子。人是非常渺小的,灾难面前我们常常无力回天,这时的平静是最好的救赎。
我联想到了另一次的经历。
我从西安乘飞机到兰州,是晚上七点三十左右的班机,飞机晚点了,直等到近十点还不能登机,机场的大厅经理通知我们,可能今天飞不了了,这是一架联航班机,从大连起飞,经西安飞往兰州。大连当时是雷雨天气,飞机无法起飞,航空公司安排我们在附近的酒店休息,等候通知。
话音落地,人们骚动起来,两个老板摸样的中年男子冲上去,一把揪住大厅经理的衣领就要挥拳,旁边的警卫急忙拦住。他高声叫道:“我明天要签一个五百万的合同,签不上你赔得起吗?”我看过去,只见他一身高档的深蓝色西装,皮鞋领带,披挂整齐,只是这会儿西装袖子已经撸到胳肘上,敞着衬衣领子,涂抹星飞溅,一张钱钟书笔下的“四喜丸子”脸,青筋暴起,愤怒使他的五官完全变了形。
他的愤怒令我费解:他该去找老天爷算账啊,如此的不顾体面,全是钱闹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两个人的纠纷还没平息,又有一位珠光宝气,浓妆艳抹的女人领着几个人高喊着挤了进去,加入了批斗大厅经理的行列,原来她们也有生意要做,所以要求赔偿损失。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手里举着几页纸,在大厅经理的脸前使劲儿挥着:“这是合同,你好好看看。别以为我们在敲诈!”又转头对众人说:“我们都买了机票,你们不能按时飞,总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对不对啊?”听上去她也在替大家争取利益,众人立刻被煽动起来:“对!该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纷纷要求赔偿各种损失。斯文瘦弱的大厅经理满头大汗,无法招架,用双臂护着脸,嘶哑着声音直说“对不起 ”。
这时候我注意到有几个也乘这架航班的外国人站在远处安静地看着,脸上流露出很无奈的表情。过一会儿,来了一位工作人员,要带我们去酒店,激动的人们高喊着:“不去,不答应条件我们哪里都不去!”再三劝说也无用,工作人员只好对我们几个旁观的说:“你们来吗?有车在门口等着。”我和四五个未加入声讨行动的乘客跟了出去,却听里面有人大声喊:“叛徒!”“赔偿金不能给他们!”
上车后看到那几个外国人已经在车厢里,他们小声地交谈着,平静的气氛让我忽然有些惭愧:他们只是游客,一生也许只来中国这么一次,不知道这个场景会给他们留下怎样的记忆?
飞机终于在凌晨一点半起飞,赔偿金他们是拿不到了······
飞机在几千米的高空飞翔,我的思绪也随着飘浮起来。钱是好东西,它能让你生活的从容淡定,宠辱不惊。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敬重那些有德有行的有钱人,而那晚见到的有钱人和即将有钱的人,我只能说——我鄙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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