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是明代松江书画大家，也是明代中国的书画大家。其画为当世所重；其书法为外国所重。于画，他开创南北宗之说，并成云间画派执牛耳者；于书法，提出“字须熟外熟”说，也颇有见。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大书画家，他的传记，各本史志所载却不尽允当，都有诖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就拿所谓正史《明史》来说，关于董其昌的传记就有该载不载之漏。《明史》称董为华亭人，固然不错，但考之未详。董本系上海人，这一点似不可不载，至少也应记录下来，以备一说，方称允当。至于康熙《松江府志》则记载为“上海人”，然也有漏，因为董其昌后来“且别其籍”为华亭，所以严谨的提法应为“董其昌，上海县人，后别其籍为华亭”，这样就比较完整。康熙《松江府志》另一诖误之处是“崇祯六年，召拜礼部尚书”。在大明朝，成祖篡位以后未久，迁都北京，形成了两个“朝廷”，北京是一个，南京也是一个。南京的朝廷，史书统称南都。两个朝廷都设一套政府机构，北京的政府机构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中央政府。南京的班子，则权力有限，有点像“影子内阁”。康熙《松江府志》直书“礼部尚书”就有些“葫芦提”——含糊。大家不妨去查明史职官志，中央政府的历届礼部尚书名录中，就是没有董其昌的大名，准确的记载应为“崇祯六年，起为南京礼部尚书”；这一方面的记载，倒是《明史》正确。《明史》记董其昌“拜南京礼部尚书”之后，又记“崇祯四年（或有误）起故官”，这“起”的意思就是“起复”，也就是再度起用担任原来的职务（南京礼部尚书）。
嘉庆《上海县志》记董其昌任礼部尚书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崇祯六年，召拜礼部尚书”，但它的好处是载明董其昌为华亭人的同时，又附记董其昌为上海人，“后登翰苑，且别其籍，不敢认为上海人”，原因是董在上海时很穷，负担不起徭役，“弃家远遁”。这一条记载是弥足珍贵的。同治《上海县志》也有同样的记录。
乾隆《娄县志》董其昌传更有意思，干脆不提董的籍贯，大概以为是娄县人了吧；关于董两任礼部尚书的表述，也是含糊不清，第一次称“（天启）五年，迁南京礼部尚书”，第二次是“崇祯六年，召拜礼部尚书”。犯了与康熙《松江府志》同样的错误。
至于其他一些文本，关于董其昌的传记，也有一些乱象。《明画录》董其昌传还有明显的低级错误，据王永顺先生主编的《董其昌史料》（华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所载：“其曾祖母乃高尚书克恭云孙女”，这就让人一头雾水。我手头无《明画录》，无法查核，但这“云孙女”肯定有误。高克恭（1248~1310）是元朝至元时期人，曾任兵部尚书，“高尚书克恭”的提法没错，去世后245年，董其昌遂生。高克恭“云孙女”是董“曾祖母”，则相隔4代，按年代推算，董之“曾祖母”应该是高克恭之第五代孙女，所以这“云孙女”，当是“玄孙女”之误。
上述所引志书的成书年代排序，当为康熙《松江府志》、《明史》、 《娄县乾隆志》、 《上海县志》。据此，嘉庆我们可以发现康熙《松江府志》称董为“上海人”，但《明史》不取，这没错，《明史》错在未列“上海人”以备一说，不周全。康熙《松江府志》载董第二次任“礼部尚书”有误，《明史》作了纠正，有眼光。
而乾隆《娄县志》未提董之籍贯，那是出于心虚，因娄县之置在清顺治十三年（1656），其时董已去世19年。可见董生时未有娄县，所以只能回避了，但“礼部尚书”一说，恐是照抄前史之误。至于嘉庆《上海县志》，是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成书，可资参考的前志较多，所以对董的籍贯表述较为完备。可惜的是关于董任“礼部尚书”一说，也囿于前志，出了差错。
可见，编志书，是个精细活，所谓才、学、识，缺一不可，前人学富五车，也难免有误，吾辈功底差多了，一定要审慎。虽说“天下文章一大抄”，但“抄”也得有眼光。
资料来源：《松江报》2012年7月17日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