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使者眼中的明后期社会风情
——策彦周良《入明记》初解 范金民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演讲人简介：
范金民，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亚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著有《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江南丝绸史研究》、《江南商业的发展》、《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合著）和《洞庭商帮》等。
从我以往的研究经验来看，明史部分的内容比较难做，一方面是因为明史的研究相对来讲已经非常成熟、非常深入；另一方面是因为，明代的材料集中在明初和明代晚期，中期的材料不多，所以对这个时段的情况我们不是特别清楚。这就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关注朝鲜人崔溥的《漂海录》和日本人策彦周良的《入明记》的原因。明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朝贡贸易、勘合贸易的关系，它前后派过十一次使者，在策彦周良出使的嘉靖十八年和二十七年以后就没有了。这十一批使者留下的记载中，最具体、最详细的就是《入明记》，当然，在这之前，景泰四年笑云和尚也有一本日记，但是记载得很简单。 我是怎么来做这个研究的呢？或者说我比较看重的是哪些内容呢？我是从七个方面来做的，这样划分完全是出于书的内容和篇幅。目的主要是看《入明记》提供了什么资料，反映了当时的什么面貌，好在哪里。
（明）佚名《策彦禅师像》
第一，对途经运河全线的驿站和巡检司的记载。可以简单举出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材料，一是永乐和正统间做到大学士的杨士奇有两次运河的记录；另外正德时的翰林学士、后来做到首辅大学士的严嵩，在《钤山堂集》里面有他两次经过运河的记录；还有弘治元年朝鲜人崔溥写的《漂海录》。所以中国人、朝鲜人此前都有记录，这是明代中期的情况。另外，明代后期，除了官员之外还有商人的记录，譬如隆庆四年的《天下水陆路程》。再往后就更多了。我想把策彦周良的记录和这些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来看它有哪些侧重点或者拾遗补缺的地方。 策彦周良的相关记载与它们相比，详细在哪里呢？它把每一个驿站、每一个闸铺、每一个巡检司建筑上的文字都记录下来，而且字的写法甚至连谁写的都有记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尽管它是非常细小的东西。为什么呢？这些驿站和巡检司，地方文献中一般都有记录，但仅限于名称和地址所在。策彦则将运河驿站这些交通建筑立体、形象地展示了出来。此类描述各地驿站地位的题识，有些只存在于某个时段，既不见于上面讲到的同类记载，也不多见于地方文献，弥足珍贵。 第二，对各地官署的外观仪容的记载。因为他的正式身份是贡使，经常要出入官府。所以他留下很多关于衙门的记载，和第一部分一样，包括什么字、怎么写、谁写的，甚至什么字体。他记载的这些衙门，地方文献特别是地方志中都有记载，但是这些只关注沿革、地理位置等方面，而关于门榜、堂额等的记录几乎没有，策彦周良的记载弥补了这些空白。 第三，对沿途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佛寺的记载。策彦对和尚的庙宇，特别是对庙宇的规模、格局，甚至僧众数目，都特别感兴趣。《入明记》记录了他途经的几乎全部的重要庙宇。值得注意的是，策彦周良的那个时代，即嘉靖中后期，皇帝是崇信道教的，对佛教不感兴趣，可就是在全国上下信奉道教的背景下，佛教庙宇居然还能那么兴旺。另外，从有关庙宇的记载中可见，佛教的世俗化已经非常明显，例如“皇帝万万岁”、“皇后齐年”等。 第四，也是我最近十年来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他的记载中所反映的沿途商业活动、商业信息和商业流通的状况。这一类材料，中文文献里面相当有限，只有戏文里有一些描写，但如果真要拿来作为史料却不太可靠。策彦的记录就不一样，从宁波开始，一路上经过的店铺、字招，记载得都非常详细。他留下的记录中一共有店铺字招90多个，涵盖了手工作坊、商店摊铺和生活设施三大类，范围也涉及十七、八个行业。至少在中文文献里还没有看到类似的详细记载。这些字招可以用来复原明代中后期商业店铺的情形。 第五，日记中提到收购的商品共有六十余种，包括了文化用品、工艺品、食品、日常器皿、日用百货、丝毛织物、药材、计时器等，看不出购买量有多大，但是门类非常广泛，而且交代了具体名称、数量和价格，甚至用途、购买的背景，如为什么买、谁去买、谁来讨价还价等。研究明代的经济史，尤其是商业发展史、商品史，价格方面的资料是非常稀缺的，特别是不同时段的价格，策彦日记在这方面提供的资料很重要。
（明）柯雨窗《衣锦荣归图》（1541） 这个部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贡使的贸易性质，所谓的朝贡贸易，朝贡是假，贸易是真，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当然从明朝的角度来讲，朝贡是真，贸易是无所谓的，明朝看重的是朝贡，但多少东西并不在乎，所以不与朝贡使团进行贸易活动，而且有大量的回赠。但是从进贡的小国来说，包括日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甚至号称“小中华”的朝鲜，每次往来都是如此。这就是刚才说的中日贸易中的商品往来。在明代，与官方的贸易始终是被严禁的，除了朝贡之外，都是非法走私。虽然明初实施海禁后到隆庆元年（1567）才开海，但日本是排除在开海禁的范围之外的，法理上讲中日贸易都是走私贸易，在当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通番”，从策彦的日记里面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第六，沿运河地区，尤其是江南的人文风貌。我们知道江南地区，包括浙东、宁波在内，是科举人文特别兴盛的地方，这一点在日记里面有比较多的反映。同时，嘉靖时期总的来说还是明朝经济发展比较兴盛、社会比较稳定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当时人日子最好过的时候，策彦的日记把这一段记录了下来。譬如，他两次到过包大人家、两次到过胡颐与许大人的山庄、两次造访浙江解元丰坊的家，描写了明代士大夫典型的奢华生活、明中后期兴起的收藏之风以及龙阳之风、园林之风等等。 第七，策彦周良和明朝士大夫的唱和。与他交往的人中有在任的官员、有乡居的缙绅、有寺庙的主持、有普通百姓，还有官员的眷属。我对往来次数做了一个统计，就以和柯雨窗的交往为例，策彦主动拜访或回访6次；致送诗柬近20次；接受他的诗文书画至少20次，可以说天天往来。总的来说，好像双方都满怀期待，都很积极主动，很难说谁更主动。 策彦作为日本使者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中国的社会、了解中国士大夫的心态、了解中国的动向，可以说是近距离接触了中国士人的生活。就我所知，这在整个明清中外交往史上绝无仅有。包括后来西洋来的利玛窦都没有深入到这个程度，当时他来的时候还要忙着学中文呢，没有这个条件，把他的中国游记拿出来比较的话，里面真真假假，很难落实到具体的问题。策彦和当地士人的频繁往来、诗文的唱和与近距离的接触，构成了明代中外交往史的重要篇章。 我初步探讨的大概就是这些，有很多我没记录进去，譬如说日本使者来的时候，在礼仪、制度方面的规定，因为那些内容，通过明代的正书、史书、笔记等可以找到。现在很多文章还是着重在写这个方面，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新意，所以就没有提到，只是着力写基层的、反映当时社会实际运作的一些东西。谢谢大家！ 许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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