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争论

 

朱 熹 与 陆 九 渊 的 学 术 争 论
陈 寒 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内容摘要］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异引发朱、陆二子的思想交锋和学术论辨，而要者为鹅湖之会上关于为学之方、教人之法的论争以及有关无极太极的辩论。
［关键词］朱熹；陆九渊；理学与心学；鹅湖之会；无极太极之辨


在道学内部，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明显有异，而这引起双方在诸多问题上的思想交锋和学术争论。朱、陆之争不仅使双方的观点进一步明确，各自在认真考虑对疗批评的基础上丰富、发展自己的思想，而且对当时及后世儒家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陆之辨”成为自南宋而至清季学人关注的话题，甚至今日学者对之仍有很浓厚的研究兴趣。
朱、陆之争主要表现为鹅湖之会上有关治学方法的争论和有关无极太极之辨。
先述“鹅湖之会”上朱、陆有关治学方法的争论。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兄弟的思想分歧，使之“会归于一”，特邀朱熹与陆九龄、九渊兄弟等到信州铅山鹅湖寺相会，讨论学术问题。是会史称“鹅湖之会”。
在这次著名的学术聚会上，朱、陆双方就“为学之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朱熹侧重于“道问学”，先博后约，即通过泛观博览来认识“天理”，陆氏以之为“支离”；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忽视知识积累，直指人心，以求顿悟，朱氏以之为“大简”、“近禅”。如此一来，吕祖谦本欲使之“会归于一”的学术聚会，却成了双方围绕“为学之方”而展开激烈思想交锋和学木争论的场所。
陆九渊与朱熹的“为学之方”、教人之法本确有异。如有“一学者自晦翁（朱熹）处来，其拜跪语言颇怪。每日出斋，此学者必有陈论，应之亦无他语。至四日，此学所言已罄，力请诲语。答曰：‘吾亦未暇详论。然此间大纲，有一个规模说与人。今世人浅之为声色臭味，进之为富贵利达，又进之为文章技艺。又有一般人都不理会，却谈学问。吾总以一言断之曰：胜心。’此学者默然。后数日，其举幼言语颇复常。”（1）。又，朱熹讲求“格物致知”、泛观博览，十分注重知识累积之功，而陆九渊则主张“学者读书，先于易晓处沉涵熟复，切己致思，则他难晓者涣然冰释矣。若先看难晓处，终不能达。”并“举一学者诗云：‘读书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莫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进，逐外精神徒损伤。寄语同游二三子，莫将言语坏天常。’”（2）这才会发生这样的事：“胡季随从学晦翁，晦翁使读《孟子》。他日问季随如何解‘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一句，季随以所见解，晦翁以为非，且谓季随读书卤莽不思。后，季随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乃语之曰：‘然读如雍之言然之然，对上同听、同美、同嗜说。’先生（陆九渊）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说与他？’”“3”如果说在平时尚能平和看待这些差异并能较为客观的了解、认识对方，如当有人说陆氏之学“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时，陆九渊说：“足下如此说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学，自谓一贯，但其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耳。吾尝与晦翁书云：‘揣量模写之工，依放假借之势，其条画足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4）那末，相会并认真讨论学术问题时，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就必然要爆发出来。陆九渊自述鹅湖之会的情形道：
吕伯恭（吕祖谦）为鹅湖之集，先兄复斋谓某曰：“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先兄遂与某议论致辩，又令某自说，至晚罢。先兄云：“子静之说是。”次早，某请先兄说，先兄云：“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方得一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药在于今。’某云：“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说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岸却和此诗。”及至鹅湖，伯恭首问先兄别后新功。先兄举诗，才四句，元晦顾伯恭曰：“子寿早已上子静舡了也。”举诗罢，遂致辩于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云：‘墟基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声。至“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元晦大不怿，于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凡致辩，其说随屈。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竟为元晦所尼。复住南康，元晦延入白鹿讲说，因讲“君子喻于义”一章，元晦再三云：“某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5）
又，象山《年谱》记曰：“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岁。吕伯恭约先生与季兄复斋，会朱元晦诸公于信之鹅湖寺。复斋云云。（见前卷三十四）元晦归后三年，乃和前诗云：‘德业流风凤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遽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后，信州守杨汝砺建四先生祠堂于鹅湖寺，勒陆子诗于石。复斋与张钦夫书云：‘某春末会元晦于铅山，语三日，然皆未能无疑。’按，《吕成公谱》：‘乙未四月，访朱文公于信之鹅湖寺，陆子静、子寿、刘子澄及江浙诸友皆会，留止旬日。’邹斌俊父录云：‘朱、吕二公话及九卦之序，先生因亶亶言之。大略谓《复》是本心复处，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与《谦》？盖《履》之为卦，上天下泽，人生斯世，须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达于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有系于谦与不谦之分。谦则精神浑收聚于内，不谦则精神浑流散于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间举错动作之由，而敛藏其精神，使之在内而不在外，则此心斯可得而复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损益，又次之以困。盖本心既复，谨始克终，曾不少废，以得其常，而至于坚固。私欲日以消磨而为损，天理日以澄莹而为益。虽涉危陷险，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动，然后于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处处皆足。盖至于此则顺理而行，无丝毫透漏，如巽风之散，无往不入，虽密屋奥室，有一缝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书云：‘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盍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盍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临川赵守景明邀刘子澄、赵景昭。景昭在临安与先生相疑，亦有意于学。’又云：‘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赵、刘诸公拱听而已。先发明之说，未可厚诬。元晦见二诗不平，似不能无我。’元晦书云：‘某未闻道学之土懿，兹幸获奉余论，所恨匆匆别去，彼此之怀，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诲，佩服不的忘也。还家无便，写此少见拳拳。’”（6）看来，正式会谈三天而“留止旬日”的鹅湖之会，讨论了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获到了共同认识，但在“为学之方”、教人之法问题上，朱、陆双方不仅有分歧，而且争论得十分激烈，互不相让，以至三年后朱熹仍有和诗继续申述己见。

上引象山《年谱》中朱亨道所记基本表达出了朱、陆双方在“为学之方”、教人之法上的分歧，但其对陆学流弊显有回护，因为陆九渊教人发明本心，却并未教人博览，教人博览并不是陆学的特点。当然，鹅湖之会后，陆氏受朱熹批评的影响，多少松动了其废弃读书讲论的立场，但仍未教人博览，终其一生，以发明本心作为治学教人的根本宗旨从来没有变化，故而通过鹅湖之会所表现出来的朱、陆双方的分歧不仅未能如吕祖谦所愿的“会归于一”，反而使朱熹重读书穷理、博而后约的冶学教人之法与陆九渊崇尚心悟、重发明本心而不讲格物穷理、轻忽读书积累知识的方法论之间的分歧更为明显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对于通过双方论辩而促进学术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朱熹对于陆学的简易工夫提出批评。《朱子语类》卷一一五载：
问：“欲求大本以总括天下万事。”曰：“江西便有这个议论。须是穷得理多，然后有贯通处。今理会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会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贯之，尽未在。陆子静要尽扫去，从简易。某尝说，且如做饭，也须趁柴理会米，无道理合下便要简易。”
朱熹认为陆学以求本心来囊括天下万事的思想以及据之而提出的扫去一切穷理之事的简易方法，不可能真正得到对理的认识。他注意到陆学的简易工夫与其“求本心”的心本论相联系，即其本体论与方法论是相贯通的，故而批评陆学谈空说妙，崇尚心悟，“不肯就实”的治学方法，指出陆氏对于圣贤精义要皆不暇深考，而只一味乐于简易，以“悟”之一字惑人，最终不可入尧舜之道。由此可见，朱熹对于陆学为学之方和教人之法的批评，实际反映出他对陆氏本体论的不满。至于朱熹本人，其本体论与方法论亦相贯通，就是说，他从其理本论出发，必然教人专以博观泛览、主敬穷理为主。

作者

 

 

再述朱、陆双方有关无极太极之辨。
这场由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的理解和诠释而引发的论争，而是朱、陆之争中所涉及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辩论的结果并没有使双方改变自己的观点而接受对方的意见，但这场论争充分反映了各自的学术观点，即朱熹在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吸取了道家、道教的有关思想，而陆九渊则对此提出批评，以划清儒、道之间的界限；陆学不重视形而上下之分和本末之别，直把阴阳视之为道，这与其哲学思想体系中没有“气”的位置有关，而朱熹则坚持阴阳为器不为道，批评陆氏以阴阳为道的观点，这表明此场争论具有很显明的哲学思辨色彩。
朱熹与陆九渊关于无极太极的辩论（7）经历了一个酝酿、展开和认识发展的过程。先是在淳熙十二年（1185年），朱熹与九渊之兄九韶之间论辩无极太极，这番论辩在两年后告停。但九韶的观点为九渊所发挥，遂在两年暂息之后，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秋由陆九渊致书激烈批评朱氏，朱熹于次年正月复信陆氏，表示愿就无极太极问题“条析见教”，并“虚心以俟”，从而再次深入展开，且持续进行了二三年时间。
淳熙十四年秋，陆九渊致信朱熹，发挥乃兄观点外，批评朱熹“辞费而理不明”。十五年（1188年）四月十五月，陆九渊在复本年正月十四日朱熹所致书中，针对朱氏尊奉的周敦颐《大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明确指出“太极”之上不应加“无极”。他认为圣人作《易传》时讲“《易》有太极”，未曾言“无极”，且其“太极”也不曾因此而同于一物。他据此批评朱熹“不言无极，则材及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的观点，并指出朱熹所宗周敦颐《太极图说》出自道士陈抟，乃老氏之学，“无极”亦非圣人之言，而出于《老子》一书，故而试图正本清源，划清儒、道之界限。他说：
朱子发（朱震）谓濂溪（周敦颐）得《太极图》于穆伯长（穆修），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陈抟），其必有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有也。《老子》首章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旨。老氏学之不正，见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学用力之深，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
陆九渊把朱熹所宗之“无极而太极”归结为“老氏之学”，批评朱熹学不正、理不明，这对于标榜儒学正统、公开批评佛老的朱熹来说，无疑是一有力抨击。的确，朱熹之学与道家、道教（即陆氏所谓“老氏之学”）有密切关系，他在构建其思想体系过程中借鉴、吸取了老氏之学。但朱熹不便承认这一点，故其直以《太极图》为周敦颐所自作，而绝口不提其与道家、道教的关系。尽管朱氏在对“无极而太极”的解释中，以“无形”释“无极”，指出“太极”即“理”，“无极”是就“太极”之“无形”而言，这有其理论的逻辑性，但毕竟回避了同道家、道教的关系。陆九渊紧紧抓住此一症结而提出尖锐批评，使朱熹陷入难以正面回答的窘地。
陆九渊批评朱熹以“形”释“极”，而主张“极”为“中”。他说：“‘极’字亦不可以‘形’字释。盖‘极’者，‘中’也。言‘无极’则是犹言‘无中’也，是奚可哉？”实际上，朱熹在论“太极”时是把“极”训为“至极”，只是在论“太极”之“无形”时才把“无极”解释为“无形”。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朱熹称“无极”为“无形”，就确有训“极”为“形”之义。陆九渊对此提出批评，而以“极”为“中”，反对以“极”为“形”，甚至完全否定“无极”这一概念，因为“极”既为“中”，则“言‘无极’则是犹言‘无中’也”，这怎么可以呢？况且，“无极”二字出自《老子》，不足凭信；周敦颐只是在与“老氏之学”关系甚深的《太极图说》中使用了这概念，而在其另一重要著作《通书》中终篇未尝有一处提及“无极”，可见作为儒者的周敦颐最终放弃了“无极”概念，“其道之进，而不自以为是也”。至于曾学于周子的二程，言论文字甚多，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无极”。因此，陆九渊郑重主张学者不必如朱熹那样笃信“无极”而据守之。此外，在批评朱熹无极大极说的过程中，陆九渊还提出阴阳为形而上之道的思想。这亦与朱熹以阴阳为形而下之形器的思想大异，故而更引发二人更加深入的争辩。
对于陆九渊四月十五日复信中提出的问题，朱熹于十一月八日回信予以答复，此即见载于《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的《答陆子静》之第五书。朱熹在这通答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无极太极的观点：一是指出在孔子之前的圣人不曾言“太极”，而孔子赞《易》方才言及；周敦颐在孔子不言“无极”的情况下而言“无极”，此乃周子灼见道体，“真得怪以来不传之秘”，故其充分肯定周氏的“太极”说。二是以“至极”言“极”，反对陆九渊以“中”为“极”。三是不同意陆氏把阴阳视为形而上之道的观点，坚持阴阳为形下之形器，认为支配阴阳的才是道：“此岂真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这就使其提出的“道”为形而上、“阴阳”为形而下的思想同陆九渊不讲“气”、不专论事论末而专就“心”上说，把“阴阳”视为形而下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充分体现了朱、陆两家哲学思想上的分野及各自的特点。
收到朱熹十一月八日答书后，陆九渊于十二月十四日致书朱熹，此即见载于《陆九渊集》卷二的《与朱元晦》第二书。在此书中，陆九渊继续与朱熹展开无极太极的辩论，但基本上是强调和进步说明前已提出的观点，即反对在“太极”之上加“无极”，指出“阴阳”为“道”而不为“形器”，“极”为“中”而不为“形”等等，并以《易传》、《洪范》、《毛诗》、《周礼》等经典为根据，用以证明己说，进一步批评朱熹所宗之《太极图说》委实不足为信。
次年即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朱熹复陆九渊上年冬函，此即见载于《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的《答陆子静》第六书。朱熹把陆氏言论分段列出，逐一答复，并按己意批评陆氏观点。不过，也只是在重复前见，而并没有提出多少新意。在该书末尾，他称：“无复可望于必同也。”明确表示存异而不必强求一致，有中止论辩的意向；陆九渊自此也未再回函再作辩论。这样，朱、陆有关无极太极的论辨便告结束。
淳熙十六年夏，陆九渊致书陶赞仲，对这场论辨始末予以回顾，并告之以己见已详载于《与朱元晦》之两书，还将此两书附寄给陶赞仲等学者，使人们得以了解双方辩论的经过、内容及各自的观点。这就扩大了朱、陆无极太极之辨的影响。
朱、陆多次展开思想交锋、学术论辨而终未能“会归于一”，这体现了双方各自学说思想的特点。有了这种各具特色的朱、陆之学的存在，使得南宋儒学以至南宋以来的全部儒学才更加丰富多彩，展露出生命活力。并且，朱、陆之争促进了朱学、陆学乃至整个理学思潮的发展。因此，无论是鹅湖之会上有关为学之方、教人之法的争论，或者是无极太极之辨，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论辨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1）《陆九渊集》第40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2）上书第406一407页。
（3）上书第423一424页。
（4）上书第419一420页。按：这里对朱熹虽亦有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但更明确反对将朱熹之学贬责为“形而下者”的说法。
（5）《陆九渊集》人第427一428页。
（6）上书第490一491页。
（7）有关这场论辨的资料主要见之于《陆九渊集》卷二和《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亦有所汇辑。故本文所引，俱不注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