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昊苏，网易历史专栏作者，文史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向来有“诗国”之称，在传统文学中，诗词创作的数量极为丰富，又多有脍炙人口的名篇，堪称中国古典文学的冠冕。相形之下，叙事文学，特别是白话长篇小说的地位就比较低下了。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就对小说家言有“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的批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从事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创作几乎成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作家和读者都遮遮掩掩，生怕这种文学形式影响自己一生的清白名誉。因此，古代的小说创作成就远不及诗词，这是可以预料的。
明清两代是白话长篇小说的极盛时期，但令人耳熟能详的，也就是“四大奇书”、“六大名著”而已，数量实在是不够多。如果放眼世界，以西方顶级小说的成就来衡量的话，只有《红楼梦》、《金瓶梅》两书较能入西方“法眼”，其他的几乎都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不高，没有产生特别的影响。
然而，除了这几部公认的名著外，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之林中，也实在是有过一些产生过世界级影响的“遗珠”。
公元1827年1月31日，德国著名作家歌德在一次著名的对话中提到，自己正在读一部来自中国的长篇小说。他的读后感是这样的：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
（小说）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0页。）
在歌德所读的这部小说中，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礼仪与秩序；看到了典雅富丽的遣词造句与优美静谧的景物描写。他将其看作中国文学的代表作，认为应该注意这部书的文学成就，将之纳入到“世界文学”的体系中来。
歌德的阅读和评述绝非偶然。在他这番论断的一百多年前，这部中国小说就已经被翻译成为英文，后来又被转译为德、法、荷等多种语言，据统计现在共有西文译本二十六种，乃是当时欧洲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此书的英文译稿成于1719年。1761年，托马斯·帕西（他后来成为英国圣公会大主教）在伦敦刊行了小说的英文版，并作了丰富的注解，详细介绍小说中表现的中国道德秩序。1769年，歌德在与作家席勒的通信中提到了此书。与歌德齐名的席勒本想重新翻译此书，最终却不知道为什么中辍了。1815年，歌德还曾当众朗读过这部小说，在座的听众包括《格林童话》的作者威廉·格林等人。
有趣的是，假若纯就文学成就而言，尝试给中国白话小说排一番座次的话，这部小说远不能与四大名著相提并论，至多只能在“才子佳人”组别中列为二流；但若从其世界影响来看，说他应该坐第一把交椅也不为过——这是首部翻译为欧洲语言的中国小说。
这部小说既然曾经“为国争光”，自然应对其内容和价值做一番介绍，以为古代白话小说再多增添一分光彩。
这部小说叫做《好逑传》，乃取《诗经·关雎》篇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又名《侠义风月传》，点明“侠义”与“风月”正是本书眼目。全书十八回，作者不详谁氏，署笔名为“名教中人”，又揭示了道学先生旨在教化的立场。从各方面考察，大概是清康熙年间的著作，梓行不久便被传译到欧洲。
小说是写铁中玉与水冰心的爱情故事。铁中玉是御史铁英之子，为人有侠烈之风，曾因闯入侯府，救出被大夬（夬，读作怪）侯强抢的民女韩氏一家，昭雪了铁英的冤案，因此名动京城。水冰心家住山东历城，是被充军的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其叔水运欲夺家产，与大学士之子过其祖同谋强娶水冰心。几番图谋，都被聪慧勇敢的水冰心用计挫败；此时铁中玉游学到此，仗义相救，却遭过其祖投毒而病倒。水冰心将铁中玉救到家中调养，两人在共度患难的过程中互敬互爱，暗生情愫，但虽在暗室，仍克己复礼，绝不涉及私情。后来铁中玉保举将被处斩的大将侯孝，侯孝戴罪立功后，水居一的冤情也得以洗雪。水居一复职之后，与铁英商定铁中玉与水冰心两人结婚。但铁中玉与水冰心却坚持反对成亲，后来虽然成婚，却不处一室，未共衾枕。过学士多次设计抢婚不成，怀恨在心，又唆使御史诬告二人先奸后娶，有伤风化。经过调查，验明两人守礼不苟，水冰心仍是处女，于是诬告的奸党均被责罚，铁中玉、水冰心二人奉旨成婚。
《好逑传》的故事结构并不复杂，大抵是按照才子佳人小说的“惯用套路”来写，不过是——偶然相遇而钟情——因小人播弄而离散——驱除反对势力修成团圆正果——的三部曲。人物形象和情节塑造上略有创新，所谓“既美且才，美而又侠”（第十八回），乃是在才子佳人恋爱婚姻的主题上增入了仗义行侠的情节，超过那些满纸诗词唱和的熟俗滥调。不过，《好逑传》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此，实在于其中对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描写与评价。其中有一些较为特异的做法，引起了后来读者的争鸣与反思。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做法可算得上“矫情”：
铁中玉、水冰心在危难之际行权，不避嫌疑，同处一室；但到了危机解除之后，互有情愫的两人却“宁失闺阁之佳偶，不敢做名教之罪人”（第十四回），坚拒结婚。明明已有父母之命，两人也只结成“形婚”，以朋友之道相处，并不行夫妻之实。直到皇帝下旨表彰赐婚，两人才真正完婚。——若是除去最后开了“金手指”的大团圆描写，那么作者的态度则是认为“夫妇为名，朋友为实”乃是最佳选择。
这种男女之间的矜持与礼节，实在让不能进入当时语境的读者费解。帕西的注本中就讽刺这是“矫揉造作”“诡诈”，当代的小说史也顺着这思路批评其为“情的扭曲、变形”。所谓情欲、所谓贞操，在《好逑传》中似乎被推到了极端的地步，不得不完全服从于道德秩序。
然而，这番批评虽然有一定道理，却并不切中《好逑传》的核心话题。比《好逑传》稍晚的《儒林外史》中描写了迂腐的秀才王玉辉，他怂恿女儿以死殉节，并在女儿死后大笑“死的好！死的好！”——王玉辉并非坏人，他想起女儿的死，会“心里哽咽，热泪直滚出来”，只是他认为殉节绝食而死合乎儒教纲常，认为女儿死后“而今已是成仙了”，因此方有此举。这种为了名教而殉节的行为，才是迂腐而虚伪的行为。
《好逑传》中实在写了不少“权宜之计”，铁中玉、水冰心两人都采用了许多涉嫌颠覆封建等级秩序的计谋，在危急中更是夜谈同处——这种行为在古代几乎可等同于偷情通奸。而作者不但不以为非，反而引经据典证明其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称许“坐怀也是真名教”“只要自家血性上打得过，不必定做腐儒腔调”。这“真名教”显然与王玉辉式的名教大为迥异。只是到了危机解除之后，两人才转而拒绝“舍经行权”，以表示个人道德的白璧无瑕，也再不提什么“圣人制礼……原不曾缚束君子”（第六回）一类的话了。
因而，《好逑传》的核心话题应该是危难与日常之际的行为规范，或者说是经（基本原则）、权（灵活变通）之间的道德标准。危难中可以行权，自然没什么可批评的；而对危难解除之后是否仍可顺应行权，《好逑传》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并反复加以论说：
始之无苟且，赖终之不婚姻，方明白到底。若到底成全，则始之不苟且，谁则信之？（第八回）
若已成义侠，而再议婚姻，不几此义侠而俱失乎？（第九回）
但既有了这番嫌疑，莫说我不便去求他，就是他来求我，我也不便应承，有伤名教。（第十四回）
其核心在于“嫌疑”、“谁则信之”。铁中玉、水冰心自然问心无愧，但若是借此机会成婚，不免被人怀疑早有私情，到时便难以解释了。因此核心并不在于如何控制情感，而只是在于如何得到礼教社会的信任。恰如萨特那“我看见自己是因为有人看见我”的精彩论断一样，个人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只部分地来源于内心的纯粹，而更重要的则是社会之“理”的眼光与约束力。这当然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以理节情”，而是提出了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命题——道德到底应该是社会规范还是内心信念？是“论心”还是“论迹”？以笔者看来，尽管在小说中粗糙地讨论这个话题，未免不利于发挥文学描写，但这确是一个超越时代的重要话题。
值得与《好逑传》对比讨论的，尚有时代较之略早的《金云翘传》。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王翠翘不幸沦落烟花，在时代的播弄下失节受辱。但小说作者则借追求者金重的口，认为王翠翘身辱而心不辱，出污泥而不染，实在是“较之古今贞女，不敢多让”。以笔者看，这种态度是很合乎现代观念的。但金重与王翠翘虽然结婚，终于“千般恩爱，百种欢娱，只不言云雨之事”，以避免“狭邪堕落”。按照同样的标准，这当然也是一种“矫情”了。看来，在古人的世界观中，精神上的纯洁，必须要有行为上的特定表现形式，才能自证其正当性。这当然是有些迂腐的成分，但却依然超前于时代——至少，这个话题在当下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而这也是《好逑传》值得今人重新阅读的一大理由。
在1827年那次专门评论《好逑传》的对话中，歌德最后称述道“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
这评语当然是印象式的论断，说法颇有夸张，不足以引为具有学术意义的定论；但可以看出的是，白话小说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各文体中相对“弱势”，却仍有大量《好逑传》水准的作品，这也足以为我们多增添一分文化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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