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文元年 (1399)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叛乱。朱棣初起时,他已被解除兵权,能调动的军队至多数千人。反观朝廷,动辄可调兵数十万,以举国之人力、财力与一隅相争,道义上也占上风。可朱棣最终还是成功了,这又是为何?
仔细考察"靖难之变",我们就会发现:双方最高统帅素质的显著差异,才是决定胜败的根本原因。
首先,建文帝太年轻,心躁气浮。建文帝在即位后,掌握着处置诸藩的主动权。如果他恩威并用,待时机成熟后,再对个别藩王予以处置,则诸王不得不就范。可是,建文帝在即位后不到一年,即连废五王。这就造成燕王除造反外无路可走的局面,也使国人对燕王产生同情,进而支持他。
反观燕王朱棣,他虽早有夺位野心,但是一直隐忍不发。术士袁珙给他看相,袁珙称他为"异日太平天子",他佯装不解,将袁珙驱逐至通州。袁珙已登船准备沿运河南下,他才确信袁珙不是朝廷密探,将其召回。可见他是何等小心。
张昺、谢贵奉命率重兵包围王府,燕王的问题本可一举解决。但燕王假称愿意交出朝廷所要逮捕的属下,张、谢被骗入府中被杀,围府的军队迅速瓦解,形势遂告逆转。后来,一直到攻入南京时,燕王仍然打着"奉天靖难""清君侧""周公辅成王"的旗号,没有大肆宣告自己夺位的真实意图。这不仅蒙蔽了大批官吏、民众,甚至还使建文帝产生了幻想。
建文帝总以为以全国之力扑灭燕军不成问题,因而对此掉以轻心,这是他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燕王起兵后,北方战火连天,建文帝却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定官制等方面,似乎从未考虑亲征,只是寄希望于李景隆这种徒有其表的人身上。
建文四年(1942)四月,燕军打到淮河一带。只因平安、徐辉祖、何福等打了几次胜仗,朝廷就认为燕军不足虑,竟召徐辉祖率军回南京,致使平安、何福势单力孤,燕军乘机反攻,朝廷军队惨败,失去了消灭燕军的最后一次机会。
与建文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燕王每战必全力以赴,身先士卒,斗志昂扬。他对双方每位将领的特点、部队的士气、城池攻守的难易、地理形势的利害、战阵的得失等等,了然于胸。
白沟河大战,燕军初战失利,战至夜深收兵,燕王亲率三骑殿后。因为迷失道路,燕王下马伏地视河流,才辨出方向回到营中。次日再战,燕军又败,燕王亲率七骑冲阵。朝廷军队箭如雨下,燕王坐骑多次被射倒,多次换马,所带的箭用尽,乃挥剑奋击,终获大胜。
夹河大战中,燕王亲自督阵,及战罢还营,满面尘土。诸将一开始都认不出燕王,直到听到声音,才上前相见。加上他善于安抚将士,部下大多都愿意拼死效命。
建文帝深受儒家仁义之说的影响。他对燕王既害怕,又下不了置之于死地的决心。当断不断,患得患失,这是导致他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建文元年(1399)二月,户部侍郎卓敬密奏:燕王智谋绝人,酷似太祖。且北平地势雄峻,金元皆兴起于此,应将燕王改封南昌,以绝后患。建文帝看过奏章后,将它藏在衣袖中,次日对卓敬说:"燕王骨肉至亲。"卓敬说:"隋文帝和杨广不是父子吗?"建文帝沉默许久,结果说:"还是算了吧。"
及至燕王起兵,耿炳文率师北伐,本当一鼓作气,消灭燕王,可建文帝对诸将说,一家之内开战是不祥之极,要将士们与燕王对垒时务必体会他的意思,不要让他背上杀叔父的恶名,弄得将士们顾虑重重。后来在东昌大战、夹河大战中,将士们有多次杀死燕王的机会,但因为建文帝有言在先,不敢出手。
再看燕王,他从正式起兵开始,就从来没有动摇过,一心要夺取皇位,至少要南北分治。耿炳文、李景隆先后率数十万大军来伐,燕王毫不畏惧,出战之际每每"面有喜色"。每获大胜,或遭大败之后,燕王都不失时机地上书朝廷,自称"臣燕王棣",表明自己无意造反,有意罢兵,实际上则加紧布置,整军备战。
小河大战中,燕军连败,骁将王真、李斌、陈文等皆战死,将士们都要求暂渡小河休整。燕王则认为已到关键时刻,必须继续进击,否则将士解体,将无法挽回。但是,他说服不了诸将,只得下令:"要渡河的站左边,不要渡河的站右边。"结果大部分人都往左边站,燕王大怒。幸亏大将朱能站出来支持燕王,燕军才留下来。结果,燕军取得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统帅个人的坚强意志,在这种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正是以上种种原因,让朱允炆走上了末路,造就了燕王的成功。大明易主,不是什么偶然,而是朱棣强于朱允炆的必然。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