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的日记本（图片均由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提供）
徐旭生
《斯文·赫定小传》手稿
数卷手稿、信件和日记，还有几本泛黄的著作，日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收到了一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的遗物。为了充实即将开馆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让世人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徐旭生的儿子徐桂伦将这批遗物郑重捐出。
二里头遗址是怎样被发现的？徐旭生先生是一位怎样的学者？他对我国考古学有怎样的贡献？记者将带您一同那段尘封往事。
缘起
夏商周“三代”是传说？他不认可这个观点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
“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可能是西方传播来的。”——这是仰韶遗址发现者、瑞典人安特生的推断。
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列强瓜分、军阀混战的局面，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落后让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当时，有一批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及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
1928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发现，大量甲骨文和商代文物出土。著名学者王国维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商被证实了，那么夏在哪里？学界一直被困扰，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60年前徐旭生的那次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徐旭生，原名徐炳昶，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曾经留学法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北大后不久，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下设“三室一会”，徐旭生是考古学会12名成员之一。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徐旭生担任中方团长。
这次科考让徐旭生对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是复杂的、合成的、多元的或者说非单一的，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记录传播历史是各民族早期的共同特点，其中一定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信息。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根据《国语》中“伊洛竭而夏亡”这样一句话，徐旭生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寻找
依靠史料选定范围，找到二里头遗址充满机缘
仅凭史籍中只言片语去寻找3000多年前的遗址本就是大海捞针，找到二里头遗址的过程更富有戏剧性。
1959年，已经70多岁的徐旭生带着助手开始踏勘嵩山山麓和伊洛平原。他们首先来到登封、禹县一带，几个月的时间里虽有一些收获，却没有重大发现。随后，他们准备前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中国社科院尚未成立，考古研究所属中国科学院领导）设在洛阳的工作站开展下一步工作，当徐旭生走到当时的偃师县时，他停下了脚步。
按照徐旭生日记中的说法，他本来对偃师没有抱太大期望，但史籍指出这里曾是商代的第一个王都——西亳，这让他产生了兴趣。“此前调查颇怀疑西亳的说法……对于地点指得很清楚，所以想此次顺路调查它是否确实。”徐旭生这样记叙道。
当年5月的一天，徐旭生一行来到了偃师寻找西亳遗址。他们从高庄村出发，向西走了一二十里，一直没有见到古代陶片；来到洛河南岸，陶片渐渐多了起来；随后到了二里头村饮水休息，一项足以载入史册的考古发现就此到来。
在二里头村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当年徐旭生在田野中进行寻找，一名村民以为徐旭生丢了什么东西，就上前询问。徐旭生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几千年的一座城，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里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这名农民听后一下就明白了，带他到村东的一片田野中去查看，大量的陶片让徐旭生感到震撼。
虽然具体情境难以考证，但他对这次发现的兴奋是可以肯定的。经过初步判断，这些陶片早于商代、晚于龙山文化，和历史上记载的夏代重合。
发现二里头遗址之后，年事已高的徐旭生返回北京，写成了影响深远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这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试掘二里头遗址，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赵芝荃被安排主持发掘工作，成为二里头考古队首任队长。在此之后，一系列重大发现开始出现在世人眼前，中华文明的源头逐渐清晰起来。
延伸
黄沙漫漫的西北科考，让他正式走上考古道路
在此次捐赠给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这批珍贵遗物中，有一件东西十分独特，乍看起来它与二里头遗址并无关系，但其实它见证了一段辉煌而孤绝的旅程。这段旅程让徐旭生真正走上了考古的道路，也才有了后面二里头的故事，这件遗物就是《斯文·赫定小传》的手稿。
时间回到192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受委托准备对中国西北部进行科考。说起斯文·赫定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的老师想必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就是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在此次科考活动最初的协议中，有两条内容引起中国学术团体激烈反对：一条是只容中国二人参加，负责与政府接洽；另一条是将来采集的文物，先运到瑞典研究，等中国有相当机关再为送还。经过一系列磋商，最终协议确定为考察团设中外两名团长，所得文物由中方保管。
1927年考察团正式出发，徐旭生担任中方团长，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次科考活动竟然前后历时8年时间。
西伯利亚的寒风席卷戈壁，孤星残月、篝火独明，在这样的环境下，徐旭生、斯文·赫定及其他科考队员间似乎建立了不一样的情谊。徐旭生广博的学识、正直的为人、坚韧的品格使团员们折服，在考察团几乎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徐旭生毅然带队前进。徐旭生也对斯文·赫定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次考察显然不是以攫取文物为出发点，斯文·赫定也多次公开表示不会和文物贩子做交易。
风沙阻挡不住蹒跚的脚步，战乱终止不了求知的欲望，西北科考取得了傲人的成果：交河故城、居延汉简、白云鄂博大铁矿、袁氏三台龙……这些日后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赫赫有名的词汇，都源于此。这次科考也改变了徐旭生的研究方向，从哲学转为考古学和历史学，这也才有了日后发现二里头遗址的故事。
“徐先生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博物馆将在陈展中单独辟出一个区域，对他西北科考、发现二里头遗址等成果进行介绍，纪念他的巨大贡献。”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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