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代,人物拥有“复名”并不罕见,好像尧,名字为放勋,舜名字为重华;周天子以及不少春秋诸侯通常都是复名,例如晋文公名为重耳、齐桓公名为小白等等。但到了汉代,古人单名渐渐独大,比如两汉23位帝王都是单名,再数到三国众多英雄,很难想出一个人是复名。
究竟为什么“复名”在汉后渐渐少见?内陆有学者也有做研究,从黄清敏的《汉晋人物单名现象试探》以及魏斌的《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中能够归纳出来。
据说法,有一种解释是在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 年),汉平帝下诏说自己“箕子”之名“不合古制”,于是改为单名“衎”。这时,正是王莽专政年代,因而后人会说:“王莽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不过,单名在那个年代已经盛行,这解释并不合理。而汉昭帝一开始就叫复名“弗陵”,后来改成单名“弗”,原因是:“以二名难讳故”。即是说,皇帝如果叫复名,人们就要避讳两个字。
所以为了方便群众,帝王特地只用单名。但汉代及魏晋年代,除了用单名,也常选用“生面口”的字命名,如刘炟、刘肇、曹叡、司马炽等等,也是方便避讳。皇帝只用单名,也许能令官僚等效仿,做法也有利于一家之中避家讳。
那为什么不一早就实行,要去到汉朝,君主才意识到要为群众避讳?原来事实上,早在秦前,本来不需要避这么多讳的。先秦著作《礼记·曲礼上》载:“礼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讳。”意思是避讳不用管同音字和读音相近的字;一旦是复名,只要不把两个字同时使用就算避讳,如孔子母亲叫“征在”,孔子说“征”时就不说“在”,说“在”时就不说“征”。
但到了秦汉,帝王为维护中央集权威严,避讳变得远比古制更严苛。音近字也免不了敏感,例如汉武帝叫刘彻,于是车辙也只好叫“车通”。不单是皇帝的名讳要避,皇族乃至外戚的名讳也得避。据了解,今时今日的寿张县,一度叫寿良县,是因东汉为避光武帝叔父的名讳而改称寿张;孝元皇后王政君的父亲名禁,当时就把“禁中”改称“省中”来避讳。不过,单名现像只是上层社会上会有,平民仍然是单名、复名皆有。东汉时期留下来的买地石券,平民都同时存在单名和复名。
到了唐代以后,复名又变多了,这个就与东晋后期人名的一种特殊现象有关。当时,上流社会流行一类特别的复名:单名加上一个虚字。例如在单名后边加个“之”,在单名前边加个“道”,加个“僧”。我们最熟悉的有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羲”加“之”,虚字无需避讳,王羲之的儿子及孙子,祖孙三代都带有“之”字。
关于“之”字的意义,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指出,这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属于信仰标识,其他如“道”及“僧”也很类似。但东晋南朝人士,用上这样的复名的另外原因,是加进去的一个字有别的内涵。据《晋书》记载,大将军桓豁有20个儿子,取名时都加了一个“石”字,如桓石秀、桓石虔,这是为了切合前秦的预言:“谁谓尔坚石打”。
及后,加给单名的虚字类型变得更加丰富,少了信仰色彩,带有儒家道德涵义则增多起来,不少多人名都加入了“仁”、“孝”等字,当中,南朝刘宋武帝刘裕,为七个儿子取名都带个“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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