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风尘
1903年春天，一个重庆籍年轻人在上海写下了一本小册子《革命军》，顿时举国震动。清朝战战兢兢，惊叹为有史以来最为狂悖不堪的言论，再版29次，行销上百万册，风行海内外，居清末革命书籍销售第一位。作者署名“革命军中的马前卒”，他叫邹容。邹容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华民国”的25条政纲，采用了西方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最新的思想武器，他宣称：“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像一颗刚刚爆炸刺眼地上升的蘑菇云，连思辩和语言的色彩都完全新异，刹那间使整个旧世界倏然失色。他的毕生短暂，然而全部化为这一次雪亮的燃烧和飞升，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幼年时期早熟而最为壮丽华彩的篇章。列宁称许“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十三岁那年，也就是邹容作《革命军》那年秋天，舅舅回乡省亲临回广东的时候，陈衡哲热血沸腾地痛哭着对舅舅讲述一定要到广东去的誓言，她说：“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定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的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感情大冲动的稚弱的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阎纯德《陈衡哲传》）她真的去了广东。
不过，因为没有女子学校，没能上学，她是在家里学习的。
1890年陈衡哲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原名雁鸟，字乙睇，父亲在清朝为官，有五个儿女，陈衡哲排行第二。她从小在家读书，没有上过小学。舅舅庄思缄到广西、广东做官，在广东省城经常耳闻目睹欧美文化，思想很新。舅舅回家省亲时陈衡哲总是天不亮便向祖母匆匆问安后，就跑到舅舅床前要他讲外面的故事，那么多新奇的东西都使她惊奇，好像一次次的国外旅行，听说了好多关于现代世界、科学救人、妇女新的使命等知识和认识。舅舅最后一句话总是：“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的去学习西洋的独立的女子。”她问舅舅：“我怎样方能学像她们呢？”舅舅说：“进学校呀！” 舅舅还说：“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步走。”
于是，这成了她最渴望的梦想。
1904年，黄淑仪六岁，因为父亲去世，全家回到北京，依靠在北京任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的舅父家生活。在大庭院的花园里，一群拖小辫子的男孩在快活地游戏。僻静之处一间书房里面，一个小姑娘正躲在门后贴着门缝羡慕地窥视他们，她就是黄淑仪。每天早晨，姨母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有时还不给饭吃。那间房子除了书桌和椅子一无所有，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荒凉，对于读书，她没有一点趣味。每每从门缝向外望，“有时听见哥哥们在院子里唱歌，或捉迷藏，我的心更慌了，连忙把书丢在一边，一窜两跳的爬上桌子，用口水把窗纸舔湿了，戳成一个洞，一只眼睛贴着洞口向外看，他们笑，我也跟着笑，他们着急，我也跟着心跳，一上午的光阴，就这样消磨尽了。等到十一点多时，我听见门外姨母的脚步声，这颗幼稚的心，便立刻沉到恐惧和愁苦的漩涡里去……”随后，还得挨母亲的一顿打骂。她永远看不到母亲的好脸色。
恐惧和忧郁的生活，严重地摧残着黄淑仪那样幼年的女孩子。
1905年邹容庾毙于上海租界工部局狱中。两年以后，1907年鉴湖女侠秋瑾就义。这是发生在中国全部黑暗年代和近代黎明之际最后的英雄故事。
秋瑾(1877-1907)女，号竞雄，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少时学习经史、诗词，善骑马击剑。1896年依父母之命嫁湖南湘潭王廷钧，随王赴北京上任。1904年夏自费只身赴日本留学。创办《白话报》，宣传推翻清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先后发起组织“共爱会”、“十人会”，出任“洪门天地会”“白纸扇”(军师)，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任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初因反对日本文部省《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愤然回国，与陈伯平等办“锐进学社”，联系长江一带会党筹划起义。同年冬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1907年春被举为大通学堂督办后以该校为中心，联络沪、浙军队和会党组成“光复军”，并推徐锡麟为首领，自居协领，约定起义，日期原定于7月19日。徐锡麟因故于7月6日仓促起事，失败遇害。秋瑾闻讯后依然准备按原计划行动，因叛徒告密在大通学堂被捕。15日凌晨在绍兴轩亭口被斩首英勇就义，时年30岁。遗著编为《秋瑾集》。
1907年黄淑仪九岁时被送到一所美国教会小学读书。“这是一所专门收容无产阶级者的学校；到处都显露着贫瘠的阴暗空气，据说这些学生都是从各乡村贫寒的教友家里送来的，不但在这里可以不花钱读书吃饭住房子，同时便连暑假回家的来往路费都是学校供给的——而学校当局唯一目的，就是使这一群天真的孩子信教。他们是抱着宣传宗教的绝大信心，来吸收这些为了利益而信教的教徒，……养成一群奴隶性的教徒，这些人毕业了，便分发到各乡村各教堂，再依样炮制，于是洋奴便一天多似一天了……”（《庐隐自传》）
崛起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青年人面前，如同清晨醒来一样，觉得面前展露着一份全新的生活。梁启超自从发动中国维新主义启蒙运动以来，就创建了“新青年”这一崭新的新社会主人公话题。进入现代化以来的西方和东方的新人们，都在思考这一问题：
新生活在哪里？新生活是什么？
1906年3月20日，挪威人、戏剧家易卜生逝世。
亨利克•易卜生1828年3月20日出生于挪威东南海岸希恩城，从小因家庭破产出外学徒，同时自修文化，并从事戏剧学习和创作，一生发表25部剧本，从1870-1880年代进入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的高峰期，其中1879年的《玩偶之家》最具代表性。女主人公娜拉在勇敢地离开家庭、砰然关上大门之际宣称：“我是一个人，跟您一样，至少我要学习做一个人。”娜拉对资产阶级虚伪冷酷的家庭关系和社会道德伦理的激烈批判，简直就是一篇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独立宣言”，娜拉宣称要做的那一个人，显然是拥有西方现代化以来个人主义思想武装的一个独立的“现代人”。所以，它在整个西方世界为之瞠目结舌之后，赢来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整个西方社会掌声雷动的欢呼。
同年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的自发戏剧团体“春柳社”成立，它标志着作为一种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全新形式话剧即将泊来中国，那时还不是成熟形态的话剧，而是有别于传统中国戏曲形式的“文明戏”。1914年春柳社在上海首演文明戏《娜拉》，反应冷淡，表面看起来“娜拉”还没有形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其实1907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首先在《河南》杂志上对易卜生及其作品进行认真的关注和评论；几乎同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开始关注易卜生戏剧中“个人主义”，易卜生的“娜拉”表达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悄然蹈入知识分子群的内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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