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钱穆故居外景

　　

　　无锡钱穆故居内景

　　

　　台北钱穆故居一角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字宾四)的故居，在其身后开辟为纪念馆的，据我所知有两处：一在无锡新吴区鸿山街道七房桥村，一在台北近郊的外双溪附近。两处我都参观过，都是在上午开馆之际就已抵达，都是独自一人，类同专场参观。两次参观是先台北后无锡，依序，先写台北钱穆故居的印象。

　　2016年12月29日上午，我到了台北外双溪，出租车从主路拐入东吴大学的小马路后，驶过校区，一路到底(再往前去就是村户人家了)，眼前偏右方，依山的小院小楼，就是“素书楼”了。小路口旁边有一块圆墩墩的石头，镌刻了隶书的“钱穆故居”四字。我的第一印象：这里奢于我前一天在南港中研院内见到的胡适故居。院门是木质的，鲜红色，下端已有些微糟朽，门上悬一小木牌，黑底金字，“素书楼”三字系钱穆先生手书。此楼建成之初，先生曾在此留影，长衫、拄杖、手持烟斗，那幅照片我记得格外清晰。进院后沿左手拾级而上，转弯后，二层的红白两色为主的“素书楼”即在面前。

　　进楼，进左手的厅堂，迎面有一尊先生的雕塑胸像，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个鞠躬礼。趁讲解员还在搞卫生的空隙，我环视四周，也看了几处说明性文字。四壁悬挂着照片和书法，照片是钱先生最后一次授课(就在此处)的场景，书法有钱穆尊崇的晦翁手书拓片，还有介公为先生祝寿手书的“寿”字。讲解员引领我上了二楼，与一楼厅堂相应的位置是书房，阔大的书桌上，摊放着钱先生的巨著《朱子新学案》手稿复印本的第一册。我向讲解员请求近距离拍张照片，我告诉她：“我看着这部巨著，感到很亲切。当年先生撰写此书时，得到哈佛燕京社为期三年的学术资助，从而得以衣食无忧地全心著述。促成此项资助的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是我的外祖父，他们二人在那段时间里有相当密集的书信往还。”

　　居中一间是客厅，也是钱先生休闲时抚琴的地方。壁上的照片中，有钱先生与他的得意弟子余英时、严耕望的合影。东面的房间是卧室，悬挂着钱夫人胡美琦画的花鸟画。阳台上摆放着藤编的椅子和茶几，据说都是先生用过的，写作间隙，他爱在这里小坐，喝茶、观景，右方不远处就是台北故宫，他曾在那里工作了些许时日。

　　下楼，与楼上客厅、卧室相应的位置，是打通了的一大间房，目下的用途是电教或沙龙活动。讲解员介绍说原来的格局不是这样，应当是两个分割开的房间。我笑答：“是的，其中一间是客房，杨联陞1968年7月下旬到台北开院士会议时，曾应先生之邀在这里住过一夜，与先生畅叙，被称为‘访客下榻第一人’。杨联陞夫妇与钱穆夫妇还在院内合拍了照片，前景是一丛灌木，身后是先生手植的黄金竹。”

　　钱穆先生1968年迁入此处不久，即接待了杨联陞，事后，他在8月25日写给杨联陞的信中，特别提到了“素书楼”：

　　此间门牌已编定为“台北士林外双溪临溪里二邻六号之五”。穆为新居取名“素书楼”，墙角悬榜，以便来访者。穆幼年，先慈挈余居无锡老宅素书堂之东边。前在成都，闻先慈噩耗，悬吾室曰“思亲彊学之室”，今又逾廿七年矣。思亲之情，先后犹一，然精力已退，不敢再以“彊学”自居，名此楼曰“素书”，亦聊志余思亲之意而已。

　　我与素书楼文教基金会的负责人秦照芬教授有联系，此行前特地与她通了电话。是日她因在台北市立大学有课，未能到故居与我会面，但叮嘱讲解员送我一本她编的册子，名为《宾四先生与素书楼》。离开前，我买了一套明信片和一套书签，明信片上有故居和钱穆夫妇的照片，书签上是先生的手书。

　　2018年2月26日，参观无锡的钱穆故居，此处的全称是“钱穆钱伟长故居·怀海义庄”。坦率讲，我的第一印象：太新了!这组建筑是在原址上有选择地重建后于2011年开放的。

　　依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介绍，其十八世祖某公乃巨富，生下七子，在啸傲泾上分建七宅，是为七房桥之由来。七房骈连，东西一线，宅第皆极壮大。一宅称一墙门。泾东千步许有一桥，即名“七房桥”。美国学者邓尔麟教授写过《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一书，1988年出版，我读过中译本，那是一本薄书。三十年后我才到七房桥，不写点文字，实在是不成敬意。然今之故居，已不见七房骈连的壮观景象。据先生回忆，他家为大房，至其祖父辈，已是五世同堂，一宅前后共七进，每进七开间。诸房之间贫富悬殊，感情隔阂。到先生之父辈时，他家这支已不名一尺之地。甲子乙卯间两遭火灾，惨至无屋可居，只得迁居荡口。今之新故居，只有一宅四进，大门悬立匾“五世同堂”如初，第二进鸿议堂、第三进素书堂及东厢房(钱穆居处)如旧，第四进是二层，悬匾曰“钱穆钱伟长纪念馆”。

　　《八十忆双亲》中说到一桩旧事：啸傲泾西五百步远的丁家村，是七房桥的乐户，世习昆曲锣鼓，歌唱吹打。每家有事，都要召集过来。遇到喜庆的事，即在宅前大厅搭台唱昆曲，一唱就是一天一夜以上。先生自幼喜观，年长后仍爱好此道。今故居二三进之间的厢房，有据此创作的国画和雕塑展示，可谓形象化的介绍。

　　怀海义庄在故居东侧，三进五开间，以救灾恤贫、抚养孤寡、兴学育才为庄业，钱穆父亲操办时，尤显其重要。钱穆12岁那年，其父病逝，钱穆兄弟也在义庄领取了数年的抚恤米。今之义庄，有院士阁一幢，彰显钱氏家族七位院士开拓创新、拼搏奉献的大家风范。

　　《八十忆双亲》中说到七房桥的素书堂时，一笔带过，并无详解。倒是胡美琦1989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专门谈了台北“素书楼”命名之由来。《中庸》有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钱穆先生最喜欢最后这句，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素书籍，行乎书籍”的践行。

　　七房桥钱氏叔侄纪念馆里，除了陈列的钱穆著作之外，钱穆的真迹并不多，我只看到有几幅书法作品，如对联“水到渠成看道力，崖枯木落见天心”等。想买些纪念品，也没能如愿。离开前，我围着故居与义庄这组白墙黛瓦的建筑绕了一圈，最后，目光定格在义庄大门上镌刻的钱伟长先生题写的四个字：祖德是绳。

　　两处故居，分别是钱穆先生的起点和终点。在起点素书堂的附近，先生开始教书、著述;在终点素书楼，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所做的仍是教书、著述。如果在香港恢复一处故居，我估计可能不是先生最初创办新亚书院时所在的农圃道，而是后来在沙田半山腰居住过八年的和风台。那段岁月，他依然是教书、著述。偶得暇时，他爱在长廊俯瞰沙田海湾，看得久了，那海面就幻化成了家乡的太湖。惜乎其晚年归隐太湖的愿望未得实现，最终堪慰的是葬在了太湖之滨。这么多年，宾四先生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反复阅读中，渐渐融入或形成自己的认识。他的绝笔文章，作于95岁那年的端午，题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文章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今仅举“天下”二字来说，中国人最喜欢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其他亦可据此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