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15日清晨，上海西区徐家汇镇的居民在镇西首的麦田里发现了一具青年女尸。几乎同时，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上的老闸捕房也接到报案，说曾当选为第一届“花国总理”的高级妓女王莲英与嫖客朱某同乘1240号汽车，随身插戴价值几千余元的金银首饰、珠宝钻石，外出游玩，再没回来。
那时候汽车不多，中国人有私家车的更少。一查汽车牌照，是上海商界巨子朱葆三的第五个儿子朱子昭的，王莲英失踪当晚，这车被一个叫阎瑞生的人借去了。很快，警方锁定阎瑞生，抓捕归案，上海租界房审讯后判处死刑。这个案件当年轰动一时。94年后，它被姜文搬上了大银幕。
姜文直言不讳说要拍“北洋三部曲”，票房口碑俱佳的《让子弹飞》让观众对他充满期待。《一步之遥》的故事改编自旧上海的“阎瑞生案”，攫取了“花国大选”和“总统遇害”两个核心元素，但整个故事被重新编织后，变得更具悬疑和荒诞感。电影上映后，有褒有贬，很多人无法理解片中所展现的夸张风格，甚至不清楚姜文想表达什么。
我看完电影，浮现的却是当下社会，我更愿意从反讽的角度去理解《一步之遥》里的故事。上海世界书局在1923年出版了一本《阎瑞生自述》，里面透露了阎瑞生的反常人格。阎瑞生很聪明。四岁那年，有个姓黄的孩子逼他喝放了香灰的豆浆。他一声不吭，全都喝完。但他父亲生日那天，那个姓黄的孩子来他家吃面，他就将他事先抓到的许多苍蝇，捣烂了拌入对方面中，导致对方上吐下泻，整整一夜不得安宁。
1913年，阎瑞生进入震旦学院的大门。虽然“院中规则甚严”，他仍或“买醉于酒楼，寻芳于妓院”，或“于晚间休课时，与三五同学，同居寝室，掷骰以博胜负”。他的骰子是用豆腐干做的，“既无声息，又无痕迹”，赌完还能“吞而食之”，因此被他视为“绝妙之赌具”。好赌好色，最后输红了眼，也酿成了他后来的杀身之祸。姜文塑造的“马走日”，对阎瑞生的原型是有美化的，马走日不算坏人，是自己作死，但阎瑞生则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被杀的王莲英，是花国总统，就是妓女花魁。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克强在《上海妓女 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里指出，“娼妓界处于正派人的社会和包括流氓、黑社会在内的边缘群体社会的分界面上，它同时也是一个有大量金钱流通的世界。财富在那里被炫耀，其中有嫖客的，也有高级妓女的。因而，出现由这些财富引起的贪欲也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偷窃和敲诈勒索是妓女这个职业必然面临的两个风险。不过，它们并非是仅有的风险，暴力会以更野蛮的形式出现。”王成为被害人有偶然，也有必然。
1917年冬天，作为上海娱乐中心之一的“新世界”组织了一场选举，其实像极了现在的选秀，只是它模仿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它选举产生的是 花国 的代表，从总统、副总统一直到参政院的参政，另外还有各部的总长、次长，有足够的职位来满足大量的高级妓女的需要。投票资格也是根据财产来决定的，一元大洋一张选票，一个嫖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大量的选票投给某个高级妓女。”最终，王莲英以一万八千票当选花国总理。
王莲英从此变得飘飘然，迷恋时尚、追逐奢靡，把普普通通的金银首饰全都看做破烂一般，凡是国产的绫罗绸缎就更不往眼里去。她要穿就穿进口的哔叽料子，要戴就戴如假包换的南非钻石。这样的高调炫富，遇到赌徒阎瑞生，血光之灾似乎成了冥冥中的宿命。姜文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是把将近一百年前的这些元素：金钱、性、暴力、政治，映照社会现实。把阎瑞生案的故事背景去掉，我们完全可以在当今社会重现很多段落。
姜文在《一步之遥》里讽刺权贵，武七找马走日这位貌似“教父”的人物帮忙的事情是怎么样高大上地把挪用的军费洗白；他讽刺政治，所谓的花国总统选举，看似一人一票，却完全被组办方的伎俩操控；他讽刺警察和司法，法租界的警长项飞田靠着把所有办不了的案子转成嫖娼案而升职；他讽刺媒体，未经调查不讲证据就可以铺天盖地发报道；他甚至讽刺爱情，大帅跟女儿讲自己娶那么多个小老婆是出于对她妈妈的爱。阎瑞生案的荒诞，也未必有这些年来引起轰动的某些案子荒诞。
姜文作品的故事一向不乏优秀“母体”，《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太阳照常升起》改编自叶弥的小说《天鹅绒》，《让子弹飞》脱胎于马识途的《夜谭十记》。《一步之遥》没有对应的原著小说，但始于2007年一位女士在太庙向姜文推介的阎瑞生案。那位女士告诉姜文，自己对一件轰动上海的谋杀案很有兴趣，该案件包含了阴谋、凶杀、爱情、钱财等诸多元素，极具传奇色彩，这件案件后来也促成了中国的第一部故事长片《阎瑞生》。我们在《一步之遥》中可以看到故事中人物在拍那部黑白电影。
一个将近百年的尘封案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的复杂，看到人性的丑恶，看到社会的病态，看到荒诞背后的罪与罚。是姜文用把这个故事拉近到和我们只有一步之遥。观众看到的或许是一幕话剧般的搞笑电影，但笑声后面分明有淡淡的哀愁。
吴法天，2014年12月18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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