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潜意识中，香港的富豪家族几乎全部因地产而崛起。熟悉近代史的朋友却都知道，他们中很多其实是因鸦片而暴富，地产只是让他们洗白上岸而已，比如号称“铜锣湾地主”的利希慎靠鸦片成为一方巨富。
鸦片战争后，英国有了香港岛为贸易基地，一方面继续扩大对华鸦片输出，另一方面在香港实行鸦片专卖。1845年，英国人将香港的鸦片专营权，以每月710元的价格出售给洋商乔治·达德尔和亚历山大·马西森。
此前洋商主要从事批发，并未涉及零售，又加之进入中国不久，达德尔和马西森只坚持了三个月便亏得血本无归，牌照被迫转给华商。因受广州走私鸦片的冲击，以及中小商户的强烈抵制，1947年，英国人改为出售营业执照和收烟馆开张费用。
不料烟馆越开越多，但税收却不涨反跌，不及之前的三分之一。1857年，英国在充分调研后，决定以竞拍的方式恢复专营牌照，同时授予了中标者更多的权利，比如许可他人零售，组建武装缉私队，甚至允许他们检查入港旅客的行李箱。
1857年当年，万祥行的陈大光在和兴行的支持下，以7075英镑的高价击败了其余十家对手，获得了首年的承包权。这个价格已经是香港岁入的九分之一了。
此后英国政府根据上一年的鸦片销量和市场价格，不断上调竞拍低价。牌照一路水涨船高，承包商不得不隐瞒销量，压低牌照价格，而英国人则频繁修订法规。20世纪初，英国人成功将鸦片岁入提高到25万元。
鸦片商们为尽快收回成本也是使出浑身解数，烟馆的档次也出现了三六九等。上等的烟馆专做富商生意，烟室内装修的富丽堂皇，供他们洽谈生意；下等的烟馆主要为平民而设，只为消解毒瘾。
鸦片的公开销售，不仅让吸烟者因毒致贫，很多贫民也因此沾染上烟瘾。对于这一部分人，烟商们也没有打算放过，他们将清理烟枪时掉下的烟渣制成“二烟”出售。
香港富商原本都是清一色的洋人，鸦片专营制度出现后，华人富豪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世纪七十年代时，香港交税大户前十名都没有华人，但仅十年的时间，和兴行靠着鸦片专营权就跃居榜首，连在香港、上海都大名鼎鼎的犹太财团沙逊洋行都跌出了前十名。
19世纪末，一位英国人访问香港时，他惊讶地发现鸦片商人的俱乐部中西合璧，豪华程度远胜于买办商人俱乐部，而且入会费就高达100英镑。靠着雄厚的财力，鸦片商人成为香港社会举足轻重的群体。
进入20世纪后，内陆军阀为筹措军费强行推广罂粟种植，鸦片价格大跌，很多军阀甚至出口鸦片赚外汇。英商的鸦片贸易严重受损，又加之国际社会对鸦片的毒害认识日裔深刻，英国人转而在香港强力禁烟。
此时，许多烟商转而大量囤积地皮，最典型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利希慎家族。1923年，利希慎以380万元的价格从怡和洋行手中买下铜锣湾的利园山后，利氏家族不断购入土地。二战后香港经济腾飞，家族财富又再次迎来爆发式增长。
时至今日，利氏家族仍是铜锣湾地区的最大地主。不过贩卖鸦片终究是伤天害理之事，1928年4月，利希慎被枪手当街射杀，且一直未能破案。利希慎的惨死街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一种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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