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潜意识中,香港的富豪家族几乎全部因地产而崛起。熟悉近代史的朋友却都知道,他们中很多其实是因鸦片而暴富,地产只是让他们洗白上岸而已,比如号称“铜锣湾地主”的利希慎靠鸦片成为一方巨富。
鸦片战争后,英国有了香港岛为贸易基地,一方面继续扩大对华鸦片输出,另一方面在香港实行鸦片专卖。1845年,英国人将香港的鸦片专营权,以每月710元的价格出售给洋商乔治·达德尔和亚历山大·马西森。
此前洋商主要从事批发,并未涉及零售,又加之进入中国不久,达德尔和马西森只坚持了三个月便亏得血本无归,牌照被迫转给华商。因受广州走私鸦片的冲击,以及中小商户的强烈抵制,1947年,英国人改为出售营业执照和收烟馆开张费用。
不料烟馆越开越多,但税收却不涨反跌,不及之前的三分之一。1857年,英国在充分调研后,决定以竞拍的方式恢复专营牌照,同时授予了中标者更多的权利,比如许可他人零售,组建武装缉私队,甚至允许他们检查入港旅客的行李箱。
1857年当年,万祥行的陈大光在和兴行的支持下,以7075英镑的高价击败了其余十家对手,获得了首年的承包权。这个价格已经是香港岁入的九分之一了。
此后英国政府根据上一年的鸦片销量和市场价格,不断上调竞拍低价。牌照一路水涨船高,承包商不得不隐瞒销量,压低牌照价格,而英国人则频繁修订法规。20世纪初,英国人成功将鸦片岁入提高到25万元。
鸦片商们为尽快收回成本也是使出浑身解数,烟馆的档次也出现了三六九等。上等的烟馆专做富商生意,烟室内装修的富丽堂皇,供他们洽谈生意;下等的烟馆主要为平民而设,只为消解毒瘾。
鸦片的公开销售,不仅让吸烟者因毒致贫,很多贫民也因此沾染上烟瘾。对于这一部分人,烟商们也没有打算放过,他们将清理烟枪时掉下的烟渣制成“二烟”出售。
香港富商原本都是清一色的洋人,鸦片专营制度出现后,华人富豪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世纪七十年代时,香港交税大户前十名都没有华人,但仅十年的时间,和兴行靠着鸦片专营权就跃居榜首,连在香港、上海都大名鼎鼎的犹太财团沙逊洋行都跌出了前十名。
19世纪末,一位英国人访问香港时,他惊讶地发现鸦片商人的俱乐部中西合璧,豪华程度远胜于买办商人俱乐部,而且入会费就高达100英镑。靠着雄厚的财力,鸦片商人成为香港社会举足轻重的群体。
进入20世纪后,内陆军阀为筹措军费强行推广罂粟种植,鸦片价格大跌,很多军阀甚至出口鸦片赚外汇。英商的鸦片贸易严重受损,又加之国际社会对鸦片的毒害认识日裔深刻,英国人转而在香港强力禁烟。
此时,许多烟商转而大量囤积地皮,最典型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利希慎家族。1923年,利希慎以380万元的价格从怡和洋行手中买下铜锣湾的利园山后,利氏家族不断购入土地。二战后香港经济腾飞,家族财富又再次迎来爆发式增长。
时至今日,利氏家族仍是铜锣湾地区的最大地主。不过贩卖鸦片终究是伤天害理之事,1928年4月,利希慎被枪手当街射杀,且一直未能破案。利希慎的惨死街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一种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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