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入器 以文载道
——《嘉木怡情》谈明式家具所展现的才子文化
严克勤
严克勤，文化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先后在中国美术馆、江苏国画院，和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举办过个人画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法国尼斯亚洲博物馆、江苏画院、上海吴昌硕纪念馆等机构收藏。并出版了多部画册和专著。
明清以来，明式家具的工匠大师受历代文人儒雅之风的熏陶而以文入器、以文载道，创作出一批为文人雅士们所至爱的精品、神品，同时又造就了一群被文人们尊奉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的艺术高手。与此同时，文人也积极投身家具的设计制作，对这些作品的评品与审美追求又常常以文人雅士的评判标准为基础。工匠大师们浸润于文化，而文人雅士们亲力亲为，两者相融，相得益彰，使中国的家具制作达到空前的艺术高度，升华到崭新的审美境界。一种自古而来的返朴趋素的审美理念和艺术价值观逐渐成为全民族的审美追求。
明式家具所体现的雅俗同流的文化现象，在明代晚期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整个文化生态的一个具体反映。对于这种文化生态，我们要提到当时的才子文化。假如要用一句话概括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那就是魏晋风骨、唐宋风尚、明清风流。这个风流，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风情、风雅、风致、风貌，而是集大成式的贯通古今、出入雅俗、弥缝朝俚、周旋庄谐的一种精神创造。尽管这种风流，不再有当年“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悲壮、“大江东去浪淘尽”的雄浑，“不复见门前流水尚能西”的乐观、“醉里挑灯看剑”的悲凉，但是这个时代的风流却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人格形象：才子。这个形象或许有些瘦弱，在庭院深深处的芭蕉树下独自沉吟，昨夜的笙歌，犹有一些余音散韵缭绕，其内心却沉浸在一个前无古人的精微细致的境界中。
这个特征表现在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艺术，如诗词、书画、文玩、园林、戏曲被有机地统一到一起，它们并不单纯是一个个独立的艺术样式，而是消遣生命、滋养心灵的精神实现形式。在这过程中，唐寅、文征明等创造了书画艺术的高峰，但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这只是生活艺术的一部分而已，它并不是孤立的一种艺术创造。
在明代中期，出现过江南四大才子的说法，他们无一不是才华超群，能书擅画。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出现了才子佳人小说。我们认为，才子文化其实是一种人格文化，是表现生命理想、凸显生活趣味的文化样式。才子文化具有很强的二元化特征，即它既有强烈的精英文化气息，但同时又有强烈的世俗性特点，精英见其超拔，世俗见其华美，但在脱俗与世俗的互动中，形成了“才子”这一段风光旖旎的文化风景。
正是在这才子文化的背景下，明式家具成为一种载体，进入文人世界，表现文人们的内心世界，消遣他们的人生情怀。文人参与明式家具的设计制作，不仅有其审美方面的理念，而且就用材、尺寸、形制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满足文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及诗、书、琴、画等雅事的实际需要。同时在设计制作中文人又发挥自己诗、书、画的特长，与家具相结合，在家具上题诗、作画、钤印，使之更具艺术气息、文化内涵、诗画意境，当然也更具有艺术价值。在此之前，文人雅士在家具上题诗作画钤印者并不多见。但明朝以降，不少文人墨客利用木料和石料的天然纹理来仿佛山水、花鸟，取得笔墨的效果和趣味。《长物志》云：大理石“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明代的谷应泰《博物要览》云：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影木“木理多节，缩蹙成山水、人物、鸟兽、花木之纹”。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其钟爱的几案、坐椅上题字铭文。《清仪阁杂咏》（清·张廷济著）记载：“周公瑕坐具，紫檀木，通高三尺二寸，纵一尺三寸，横一尺五寸八分。倚板镌：‘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书。”这四句是一首绝妙的椅铭，足为古代文人称道。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弘治年间状元康海的故物，为一件可躺可倚的树根家具，因赵宧光题“流云”二字得名，也称之为“流云槎”。此物原藏于扬州康山草堂，董其昌、陈继儒也各有铭文。董其昌题曰：“散木无文章，直木忌先伐。连蜷而离奇，仙奇与舟筏。”陈继儒题曰：“搜土骨，剔松皮。九苞九地，藏将翱将。翔书云乡，瑞星化木告吉祥。”此物可说是集明代大儒题文于一具，因此而名声鹊起，身价不凡。南京博物院藏有苏州老药店雷允上主人家中的黄花梨夹头榫画案，其足上部刻有“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凭，逸我百年。万历乙未元月充庵叟识”，字体为篆书，古朴典雅。上海博物馆明清家具馆收藏的宋牧仲紫檀大画案，其案牙上有刻题识曰：“昔张叔未藏有项墨林棐几、周公瑕紫檀坐具，制铭赋诗锲其上，备载《清仪阁集》中。此画案得之商丘宋氏，盖西陂旧物也。曩哲留遗，精雅完好，与墨林棐几、公瑕坐具并堪珍重。摩挲拂拭，私幸于吾有夙缘。用题数语，以志景仰。丁未秋日西园嬾侗识。”此案原为大收藏家王世襄所藏，后为港人收购而捐赠上海博物馆。笔者每到上海博物馆总要去观看此案，确实精妙无双。案为插肩式结构，约两张八仙桌大小，云纹牙头，元素简约，用材重硕，为明代重器，国之瑰宝。
上文中提及的“项墨林棐几”原为嘉兴项元汴所藏。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墨林居士、惠泉山樵等，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此棐几为黄花梨十字枨方案，刻有项氏印文。案面周边并圆形直腿足，牙条，牙头，十字交叉枨都以黄花梨制成，面板涂以朱红漆，案沿作冰盘沿线脚，不束腰，器形简练沉稳，风格大气挺秀，堪称明代家具中又一扛鼎之作。“项墨林棐几”随着岁月的播迁，几经易手，后为清代嘉兴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张廷济为金石大家，家藏颇丰，识见甚广。此棐几辗转到张氏手中已遭多处毁损，境况堪忧，经新主人精心修补整饬，再度焕然一新。张廷济特意自撰了128字长铭，请其族兄张燕昌书写并锲刻于腿足之上。铭曰:“棐几精良，墨林家藏。两缘遗印，为圆为方。何年流传，萧氏逻塘。火烙扶寸，牙缺右旁。断韮切葱，瘢痕数行。乾隆乙卯，载来新篁。葛澂作缘，归余书堂。拂之试之，作作生芒。屑丹和漆，补治中央。如珊网铁，异采成章。回思天籁，劫灰浩茫。何木之寿，岿然灵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据斯案，克绰永康。爰铭其足，廷济氏张。书以付契，其兄燕昌。”欣喜珍爱之情溢于言表。张廷济精于书，工于诗文，将文人的金石古器鉴藏之学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留有《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十卷》、《清仪阁藏器目》等多种著述，可谓洋洋大观。张氏建立的一整套古物书画鉴赏规范为后人所尊崇延续，终得风雅传承。值得一提的是，晚近之后，“项墨林棐几”从张家散出，为无锡秦清曾所得。秦清曾是现代收藏家和山水画家，名淦，字清曾。曾与其父秦锦文在上海创办艺苑真赏阁，其曾祖父则是晚清山水名家、《桐荫论画》的作者秦祖永。一件名器历经四百年，在历代鉴藏家的呵护下，得以传承至今，让我们能有幸一睹其华彩，这就是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
可见家具为历代文人所器重，如又有文人墨客题识钤印、行文作诗铭刻其上那更是宝贝了，书画墨宝与名椅宝座相结合，使家具更有艺术性、观赏性，也更具有收藏价值。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中国的铭文文化，中国的铭文文化出现是非常早的，在中国文化早期的石鼓、青铜鼎上就已出现，这种铭文具有记录和叙事功能。这些早期铭文既是史学重要的史料，也是艺术史上的杰作。文字研究家们称之为“金文”、“钟鼎文”。过去，尤其是清代末期的考据家们對於青銅器的斷代多依據於銘文，不少的收藏家們也偏愛銘文。解放前故宮博物院對於青銅器的收藏就偏重於銘文，這也印證了銘文的價值。銘文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青銅器之後，汉晋砖石铭文、魏晋造像铭文、唐宋瓷器铭文都是铭文文化的延续。在明清两代，铭文文化从叙事记录功能转向了抒情言志功能，这集中体现在与文人有密切联系的家具和文房器具上，如竹木文玩的铭文。这些铭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反映主人高远的志趣和情怀。在中国文人心中，对文字具有某种崇拜心理，中国艺术品，凡带有文字的，都会受到格外的重视。即使是绘画作品，如有长跋或后人题跋，都弥足珍贵。这一现象在西方绘画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就像上面我们提到的家具，镌有銘文後，就更顯其煥然文採，散髮著別樣的魅力。
文人寓书画于明式家具之中，同时也在书画创作中展示其对家具形制的精通，有的甚至在图画中对家具进行再创造。明唐寅临摹本《韩熙载夜宴图》，原画是五代画家顾闳中奉南唐后主之命，夜至韩府窥其豪华夜宴情景后所作。唐寅的摹本对原作某些段落作了较大改动，其中最典型的再创作，就是充分展示了唐寅对家具设计摹画的才能。全幅画卷共增绘家具二十多件，种类有桌、案、凳、屏等，实际上是明式家具和室内陈设的集中展示。文徵明一幅《品茶图》将几案、矮凳描绘得惟妙惟肖。除此之外，在明清小说、戏剧等书籍的插图中也表现了文人对家具的创作才能。如《古今小说》四十卷插图（明冯梦龙编、刘素明刻，天启年间刊金陵本）、《醒世恒言》四十回插图（明冯梦龙撰，天启丁卯七年金阊叶敬溪版）、《二刻拍案惊奇》三十九卷插图（明崇祯年间尚友堂刻本）、《邯郸记》二卷三十出插图（明汤显祖撰，柳浪馆批评刊本，明末苏杭版）、《还魂记》二卷五十五出插图（汤显祖撰，万历四十五年七峰草堂版）等都展示了各类家具，其描绘之生动确实使人眼花缭乱。
我们从明式家具的纹饰、雕刻图案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对家具艺术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纹饰、雕刻直接决定了家具的艺术价值。研究家具图案和纹饰，可以从两大角度去探究：一是中国传统的石雕、砖雕、漆雕、青铜器铭纹、玉器雕刻和建筑雕刻及民间剪纸、皮影的影响；二是蕴含其中的民间无名工匠艺人的贡献和文人艺术家的参与。
纹饰是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工匠艺人和艺术家展示才华的主要手段之一。明式家具在纹样风格的运用上，繁简共容，线条流畅，极富生气。明代家具的雕刻题材相当广泛，有夔纹、螭纹、凤纹、云纹、龙纹、卷草纹、灵芝纹、牡丹纹、古玉纹、青铜纹和几何纹等等，其中吉祥纹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明式家具的纹饰处理十分讲究，在注意整体协调的前提下，不求其多，而求其精，求其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明式家具的纹饰雕刻大多灵巧透亮、流畅圆润、古朴别致。一把明式圈椅靠板上的浮雕，是在整个家具架构通体光素的前提下，唯一着刀雕花的地方，也是最为吸引人眼球之处。这种圆形团花的纹饰一般采用云龙纹样，龙形简练，姿态动感十足，或者是单龙与祥云互动，或者是二龙团游，头部向上而足下浮云飞动，尾部以身体部位简洁变化成卷草，加强了装饰感。在小面积的雕刻中，刀法稳健，有力准确，转折灵活，略带写意，情趣盎然。寥寥几笔构造出很强的动势，而且显得极为精致、简洁生动，令人回味无穷。明式家具与文人们的参与是分不开的，一般在两个方面极为注意。一是装饰与家具结构紧密相关，功能与装饰一举两得；二是饰纹简单精致，惜墨如金，以少胜多。追求简单无华，不取繁缛，并将此意境的审美情趣带入其中，形成苏作明式家具的典型风格。
明式家具上的纹饰雕刻之所以如此精彩，除上面叙述的因素外，与当时工匠艺人高手云集、相互竞赛有关，也与文人参与其中，和工匠艺人互相探讨、交流、借鉴分不开。甚至可以说，有时还分不出谁是匠人，谁是文人。以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老人为例，据他所著的自传《白石老人自述》中记述，齐白石老人从小随当地家具雕饰的名家周之美学习家具雕刻艺术，并逐渐成为百里范围内较有名气的“芝木匠”、“芝师傅”（齐白石原名纯芝）。但白石老人认为：“那时雕花匠所雕的花样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祖师传下来的一种花篮形式，更是陈陈相因，人家看得很熟。雕的人物，也无非是些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一类东西。我认为这些老一辈的玩艺儿，雕来雕去，雕个没完，终究人要看得腻烦的。我就想法换个样子，在花篮上面，加些葡萄石榴桃梅杏等果子，或牡丹芍药梅花竹菊等花木。人物从绣像小说的插图里，勾摹出来，加些布景，构成图稿。我运用脑子里所想得到的，造上许多新的花样，雕成之后，果然人都夸奖说好。我高兴极了，益发地大胆创造起来。”（齐白石著，《白石老人自述·从雕花匠到画匠》）这充分说明中国家具的制作离不开像齐白石这样的人的创造，更包含着千千万万不知名的工匠艺人默默无闻的贡献。明式家具，特别是苏作明式家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它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历代家具的艺术成就，表现出脱繁就简的文人气质，确实与当时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
明清以来家具为众多人文艺术家、收藏家、鉴赏家所青睐，其上乘之品往往是家具制作大师和书画艺术大家共同切磋、设计、创作的结晶，是文人墨客追求古人典雅风范的珍品。每一件艺术杰作中渗透着古朴典雅的文人气质，潇洒自在的儒雅神韵，清丽隽永的书卷气息。它们是工艺品，更是艺术神品，是书画兼容、文人艺术创作的和谐完美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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