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均平”思想不容忽视，从诞生之初就散发着人性的光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均平”思想就已被许多思想家所接受。如老子主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孔子曰“吾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农家许行提倡“以君臣并耕为宗，而欲均贫富，齐劳逸，以平上下之序，而齐天下之物者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些“均平”思想也被历代农民起义所吸收，成为农民起义的口号。如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揭竿而起；北宋王小波起义打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旗帜；李自成起义则以“均田免粮”来号召民众；太平天国运动则又倡导“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此外，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构建出令人心驰向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到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事实，最要紧的是均贫富”，再到轰轰烈烈的以“一平二调”为特征的人民公社运动，都是“均平”思想的真实写照。总之，“均平”思想在我国可谓是根深蒂固，上至国家，下及家庭，它都同样适用。在中国传统家庭的分家历史中，这一均平观念发挥了其思想根源的作用，由此也注定了诸子均分制度长足的生命力。
分家析产是我国古代社会家庭财产分配和继承的传统方式，而兄弟平均分配又成为家庭财产分配和继承最主要的形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演变，兄弟分家中的“均平”原则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明代河南大名府长垣县乡宦戚世美，家富于财，产业十余万。嫡子戚继礼为太学生，其母以父藏银所在暗示，私自兜去银子一万两。妾母生子戚继祚为秀才，极得宠于父亲。因嫡子继礼私自拿银之后，戚世美另积银一万两交给幼子继祚，实则均平，避免厚此薄彼。戚父在日，亲写分关（指分家析产的文书）二扇，将产业田宅均分给二子收管。待到戚父故去，嫡子继礼要求将父亲余银拿出瓜分，妾母回道：“次序早已分定，银两亦各有定归。你的归你，你弟的归你弟，你父所代掌的，是你弟的田租所出，岂有将弟弟的银子拿出与兄长共分的道理！”
继礼坚持不同意：“前日只分田产，银两并未分出。以我父之家，岂无数万积银？”妾母怒斥：“你父一生积银数万两，与大娘共埋在地，你早前都掘了去，全无一些分给弟弟，今后哪还有银子？”继礼撕破斯文嘴脸：“我用于纳监（科举时代富家子弟纳资为监生），费去父亲银子不过千两，后来父亲积累的岁银如何能算！今日你们必须将父亲积攒的银子拿出均分，我断难容你儿子独占。”妾母与继祚，自然没有搭理继礼这无耻的要求。
戚继礼见状，直接告到大名府，自称亡父存货超十余万，所积余银不下数万两，自己身为嫡长，弱冠纳米，身居太学，不任家务，父亲宠爱妖妾，偏爱幼子，先年只分田产，余银俱存，议定以后再分。不料父因病骤然故去，孽弟继祚刁占独兜，庶反凌嫡，弟以势压兄，肥瘦不均，全占难忍。还望官府稽查戚家出入账簿详情，明算均分。
张知府亲提双方审问，继礼仍是老话重提：“我父私宠小妄，因溺爱孽弟，之前划分时，只将田产均分，其积攒的银两都在，现今继祚独占，是庶幼强压嫡长。他说是我掘银而去，我父虽故，二母共居一房，我从何处掘得？有何证据？”继祚拱手争辩：“我父分我住于新屋，视与二母同等，兄长住于祖屋，银两必然随身。岂有身居兄家、而银藏在弟屋的道理？兄长取去埋银，邻里皆知，如何说无证？”当堂传问人证，受继礼贿赂的人为兄长作证；受继祚贿赂的人为弟弟作证，无法辨明实情。张知府已纳两家关节银子，因此并未动刑，只是模棱两可地判决。兄弟俩不服，又两相讦告，如此迁延五年之久，几经十余任官员审断，不能平息二人相争。
齐贤出任巡街御史，继礼、继祚两人又来状告。齐御史早就听闻这段争讼长年累告不休，便对他们说：“两兄弟积讼，本官早已访得实情，今当为你二人判明，以息其争。你两人可各将尔父手写的分家文书并籍记、自置物业、大关物件，详细报来，各处锁钥都仔细交出。另两家亲丁，不论男女老幼、主婢僮仆，都到衙听审，断完即放回，就此杜绝争端。”两人依命，将两家丁口都弄到到衙门，以分家文书锁钥并庄田记籍，尽数递交。齐御史先问继礼：“看你兄弟分家既均，田宅婢仆也恰好相当，而你苦苦告弟不休的原因，必认定弟家的银子比你多。”继礼忿然道：“故父所遗银两，都是弟弟得去，所以我累告的缘由，正因他的银两多。”齐御史笑道：“你弟的银子，是藏于自家？还是寄存外亲手中？若尽搜尔弟之银给你，今后是否愿意息讼？”
继礼肯定道：“银子必在我弟家中，不可能寄存于外亲之处。若将我弟的银子给我，当更多我家数倍。”齐御史呼继祚查问：“你状告兄长，也必认为兄长的银子多。倘若以兄银给你，今还肯息讼不？”继祚点头道：“故父所埋银两，都是兄长掘去，确实因为他银子多，所以状告。若得兄银共分，于愿足矣，何敢再告。”齐御史笑道：“继礼既然认为弟弟的家当银多，今以弟弟的分关、记籍、锁钥全给兄长继礼，让他入居弟宅，掌管弟业。继祚既认为兄长银多，也请领兄长的分关、锁钥去入居兄宅，掌管兄业。如果哪个再有一句反悔，便抄没其家，将家属全部流放烟瘴边地，勿留以败坏风俗。”当即令公差押两家人同去，两相交换。不想两家妇女，思恋自家器物，都不肯换。
兄弟俩相继与人哭于御史案前：“小的兄弟不肖，不该激怒大人，今蒙教诲，两相交换，诚至公至明之断，岂敢不遵？奈何两家妇人都恋自家，器与手熟，居与身熟。从今不敢起讼，只愿兄弟各掌家业，不致相换，如有再争，甘服大罪，望大人俯循民望。”齐御史有意试探：“本官判决已出，不可再改，如不愿换，须籍没家产，各流远地，以儆悖逆兄弟刁讼之风。”两兄弟又叩头求赦，齐御史正色道：“兄弟本无所争，但财多势大，黩利丧心，下则买赂人证，上则打通关节，自谓终讼无妨，蔑视官府，以为官员莫可奈何。今断相换，都不愿换，则两家俱富可知。为何经年累月上告，难道不是因为财多作祟么？今据你兄弟之词，俱称父家积银十余万，现各罚一万两，以充边用，不得再讼，然后方能免去你们兄弟交换的判决。”继礼、继祚本意寻机再讼，如此不敢再说，只得从罚，由是也不敢再讼。
齐御史认为戚继礼、戚继祚一弟一兄，虽有嫡庶之分，却共父血脉，兄告弟刁霸父银，独享丰腴；弟告兄私掘地窖，尽窃余银。根引株连，诉讼累年，蜗争蚁斗，经断几官，骨肉化为仇雠，同气分为异体。除非更换财产，方可平息相争。然两家最终只求各利其利，各居其居，固知两家房富相同，皆因财迷心窍，“宜痛削其无算之资，庶少抑其终恼之性”，各罚万金，以充边用。
关于我国古代的分家习俗，在不少文献记载中都可寻到踪迹。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明确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这些法律条令的颁布实施，使得父母健在之时为子分家，并且父子财产独立成为当时社会再常见不过的习俗。同时在分家过程中，由于所有儿子都要面临生产生活、纳税服役、赡养父母等状况，每人的负担基本相同，因此从父家分得的家产也就大致相同，这也就促使了“诸子均分家产”方式的形成，即所有儿子都有权继承父亲的家产，并且分得的财产是均等的。这一方式自商鞅变法之后一直在民间通行，成为社会不成文的法则。
《郦生陆贾列传》记载了陆贾为子分家的故事，陆贾规定了自己的分家方式：五个儿子平均分配财产，十日一换，轮流到儿子家生活。这种分家方式，体现的就是兄弟平均分配家产的思想观念。这种兄弟平分家产的方式，长期被社会所认可，到唐代已被写进法律条令之中，有了法律保证。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典范的《唐律》规定：“即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在民间的家法族规中，对分家中的“均平”原则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歙县泽富王氏《宗规》就曾说过“兄弟伯叔同气之亲，分产析业，务在公平，勿徇私偏颇，有乖不仁”。
上述兄弟争财案中，便是兄弟俩彼此认为对方家产拿得多，故而争讼不止，而齐御史巧思妙计，破了多任官员好几年无法平息的上告。从这里也揭示了一个道理，从古至今，大国小家，百姓与家族“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内心思想，分家作为治家的主旋律，除去不孝的因素影响，析分家产，平均是家庭子嗣们始终认定的主要原则，父辈倘若因偏爱导致家产分配不均，必然会为日后家族不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通过这个案例讲解，相信对很多家庭不和继而发生争产悲剧的人来说，可谓一个很好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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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译自《诸司公案》中【判易财产】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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